在潮汕的宗族庆典、寿宴喜仪上，围屏总是不可或缺的“重头戏”。这种古称“屏障”“屏风”的器物，明清时达至鼎盛，如今仍是承载潮汕民俗文化与宗族伦理的活态载体。它以木质镶框，六扇、八扇或十二扇联缀而成，屏面髹漆贴金，或雕花鸟人物，或题诗文贺语，集工艺与文辞之美于一身，尽显潮汕“崇礼重文”的民风，为岭东文化添彩不少。在潮汕现存古围屏中，潮阳区西胪镇西凤村的《恭祝：大间相例封正七品郑孺人七十加一荣寿序》祝寿屏风，以其高规格、深内涵与传奇经历，成为解读潮汕传统文化的珍贵实物。
这方寿屏诞生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是为潮阳先贤李联登夫人郑孺人七十一岁寿辰而作。屏文由太子太保刘墉撰文，吏部左侍郎谭尚忠书写，众多同榜进士及郡县士绅联名进献。这样的阵容在潮汕历代礼器中实属罕见——刘墉是乾隆朝名臣，刚正不阿且学识渊博，民间“刘罗锅”的传说家喻户晓；谭尚忠官至吏部尚书，书法造诣深厚，为多地古建题写的匾额流传至今。能请动两位朝廷重臣联袂操刀，再加百余位士绅联名，足见此屏的非凡分量。
寿屏背后是一段跨越数十年的深厚情谊，李联登、刘墉、谭尚忠同为乾隆十六年（1751年）进士，虽出身、官阶不同，却结下深厚同窗之谊。令人动容的是，寿屏制作时，李联登已辞世十五年，同榜好友仍记挂其家人，主动为其夫人祝寿。这份跨越生死的情谊，既彰显了郑孺人贤淑德行，更见证了清代文人圈层重情重义的风尚。更难得的是，官职不显赫的李联登，竟与刘统勋、刘墉父子交情匪浅——刘统勋为其题写“进士”匾额，刘墉亲撰祝寿文，这般殊荣在清代官场极为罕见，足见李联登的过人之处。
嘉庆《潮阳县志》记载了李联登的传奇人生。他号瀛洲，竹都凤山乡人（今属西胪镇西凤村），自幼聪颖，年少成名，乡邻皆称其必成大器。乾隆十二年（1747年）中举，乾隆十六年（1751年）高中进士，却因父母相继离世辞官守制。服丧期满后，他任陕西白水县知县，秉持“刑清政简，约己爱民”理念，深受百姓爱戴。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当地灾荒，上级令西同二郡运粮救灾，唯有白水县无马车，百姓不堪重负。李联登据实禀报，为百姓争取到裁减役力的政策，广受感恩。为官八年间，他重视教育，选拔的人才中不乏名流，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解元奚甲第最为著名。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李联登因病归乡，热心公益，多有义举，享年六十岁。其子李春芳、孙李中龙均为庠生，延续了家族书香。
从形制看，这方寿屏尽显清代潮汕工艺的精湛。按古制，围屏以双扇为基，最多十二扇取偶数吉祥之意，此屏原应为十二扇，现仅存十一扇，推测有一扇失落。细心观察可见，左数第二、三扇交接处有明显断层，楼檐线条不平行，画面衔接不畅，印证了缺扇之说，具体缘由待考。每扇屏高2.4米、宽0.66米，体量恢弘。屏风正背两面各具特色：正面是刘墉撰、谭尚忠楷书的寿文，字迹端庄遒劲，历经两百余年仍清晰可辨；背面是精美的漆金人物造像，工艺繁复细腻，堪称清代潮汕金漆画典范。
寿屏两侧原各有一只金狮固定屏基，如今金狮不存，仅留榫卯孔洞。关于金狮失落，西凤村流传着一段趣闻：清末，邻乡一富户为诞辰寿宴撑场面，向李联登裔孙借来围屏。宴后，富户贪念作祟，将纯金狮子换成铜狮归还。裔孙察觉后索讨无果，此事衍生出潮汕俗语“无钱假阔孔，借来围屏摆门风”，至今流传，为古屏增添了市井烟火气。
潮阳学者陈创义考证，图景题为“其昌居”，取兴盛繁荣之意，推测描绘潮汕某知名府第庆寿场景，直指其达国家级文物水准。另有研究者认为，画面取材于“天波府庆寿”民间故事，与祝寿主题契合。画中皇帝携官员骑马祝寿，队伍浩浩荡荡：前有官员引路，中有侍者撑“黄罗盖伞”，后有随从举“仪仗扇”；府前左右竖“帅旗”，布局规整，气势恢宏，与杨家将天波府拜寿传说高度契合。画作以黑漆为底、金粉勾勒，结构匀称，线条流畅，景物细腻传神，历经数百年仍熠熠生辉，既展现了画师高超技艺，更反映了清代潮汕金漆工艺的精湛水平，是研究岭东工艺史的重要实物。
《中国屏传统文化粹典》记载，屏风源于古代“扆”，《南唐书补》注释“屏风所以肇风，亦所以隔形，古者扆之遗象”，《仪礼·觐礼》中“天子设斧依于户牖之间”的“斧依”，便是饰有斧形花纹的早期屏风。历史上，屏风材质不断丰富，西汉皇室用云母、琉璃等贵重材料制作，后世更有珐琅、象牙等材质的珍品。屏风分插屏与围屏两类，插屏单扇体量小，围屏多扇可曲折摆放，屏面的绘画与题跋使其兼具实用与审美功能。
这方乾隆年间的寿屏能留存至今实属不易。当年“破四旧”运动中，诸多古匾额被劈作烧火料，而此屏因木质坚硬，被分配给村民充作楼板，堆放杂物反而得以幸免。历经两百三十三年风雨，屏上金漆虽有褪色、磨损，但整体完好，既得益于乡民的无心之举，更归功于当年金漆画匠的精湛技艺——髹漆、描金等工艺让器物得以抵御岁月侵蚀。如今，围屏由西凤村村民妥善收藏，每逢春节、中秋等节日便摆设出来供人瞻仰，已被收录入《潮阳历代题刻》，文献价值获学界认可，成为连接古今、传承潮汕文脉的重要载体。
作为清代祝寿礼仪围屏的典型，其价值体现在多个维度。从礼仪功能看，它是清代祝寿礼仪的实物载体，直观展现了对受赠者的尊崇与祝福，反映了潮汕“崇礼重孝”的传统美德。从社交网络视角，屏上约一百三十五人的署名名单，涵盖刘墉、谭尚忠等朝廷重臣及不同层级的地方官员、绅士，清晰呈现了清代官场与士绅的人际网络，反映了当时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与文化认同。从文化符号意义，它集中体现了清代科举制度、官阶体系与地方教化的内涵，是儒家礼乐思想在岭南的具体实践。
在学术领域，其价值同样不可估量。文献价值上，屏上署名官员的科第、官阶信息，可与地方志、科举档案相互印证，为研究清代地方行政、教育与科举制度提供珍贵实物依据。工艺价值上，髹漆、描金等考究工序，展现了清代中期潮汕手工业的发展水平与审美取向，是研究岭东工艺史的重要标本。从社会史角度，它为研究清代潮汕的社会结构、礼仪制度与人际交往提供了直观材料，史料价值突出。
潮汕文化植根中原、融入本土民俗，围屏便是这种文化融合的生动体现。这方乾隆祝寿围屏早已超越工艺品范畴，以木为纸、以漆为墨，记录了清代潮汕的人文风尚、工艺成就，见证了“海滨邹鲁”的文化底蕴，承载了潮汕人的家国情怀与宗族观念，传承了“崇礼重义、尊师重教、敬老爱亲”的传统美德。如今，这方古屏仍静静矗立在西凤村，每逢佳节展露风华，作为连接古今的文化桥梁，让潮汕文脉历经千年而不衰，在新时代焕发出更耀眼的光彩，其故事也将继续流传，诉说潮汕文化的深厚底蕴与不朽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