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汕头市潮阳区关埠镇埔上村，一座名为“光德里”的侨宅鲜为外人所知。它由一座祠堂（光祥祖祠）、两座“四点金”式潮汕民居（仁和居、祥和居）构成。在光祥祖祠的后墙之上，镶嵌着一块镌刻于民国廿四年（1935年）的《黄氏祠堂记》石碑——虽历经近百年风雨侵蚀，碑上字迹依旧透着温润厚重的笔力。此碑是埔上籍侨胞黄谅如为纪念先辈所立，由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榜眼朱汝珍手书。它就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潮汕侨商家族的记忆闸门：既有迁徙与坚守的家族史，更有根在故土、情系家国的侨胞魂。
碑记开篇，黄谅如便追忆父亲黄光祥：“先考光祥公，少有四方之志，服贾暹罗，期裕家而富国。”清末政局动荡、列强入侵，百姓生活困苦，“下南洋”成为了许多潮汕人谋生的选择，黄光祥也带着这份朴素理想远赴暹罗（今泰国）。他想在异国闯出名堂，既让家人安稳，更盼为国家富强添一份力。这“裕家富国”的初心，正是早期潮汕侨商的集体写照。可惜命运弄人，黄光祥在暹罗的事业刚有起色，便“赍志以终”，留下谅清、谅初、谅如三兄弟与惜留、惜来、惜望三姊妹，一家重担骤然压在妻子李氏肩上。碑记中“家运方屯，业以不振”的记述，道尽顶梁柱倒下后的困顿，却未掩去黄光祥的志向。这份志向，后来成了子女们在海外与故土间奔波的精神动力。
对这位撑起家族的母亲，碑记字字含敬：“先妣李孀，居苦节，支拄门户，教养子女，备极劬劳。”在那个年代，寡妇独自拉扯六个孩子，既要应付生计，又要护佑子女成长，艰辛可想而知。更难得的是，李氏“虽生长异邦，而崇尚中华礼教”，数十年如一日“以仁义道德勖谅如兄弟姊妹”。这份坚持，让黄氏子女始终带着中华礼教的底色：长兄黄谅清留乡打理家政，守住家族根基；黄谅初与黄谅如赴海外经商，拓展家族产业。后来兄弟俩“薄有所储，且能为国家社会服务”，黄谅如在碑记中直言，此皆“仰承慈训”之故。李氏的教诲，不仅是家族不忘本的关键，更成了子女一生的行为准则。
在黄氏子弟中，黄谅初的担当最为动人。清末民初的暹罗，华侨子弟求学艰难，“暹京学校如凤毛麟角”。黄谅初深知，华侨要在异国立足，后代绝不能丢了文化根基，于是“联合华侨创设新民学校，担筹经费”；后来又出任全潮公立培英学校总理，积极扩充办学规模，让侨胞后代在异国也能触摸故土的温度。除了兴学，黄谅初还主动化解侨社纷争：彼时“华侨中有私派，勇于私斗，同种相残”，他“见义勇为斥资钜万”，奔走调解，最终“此风一时赖以平息，为暹政府所赞许，华侨亦到今称之”。在践行家国大义方面，黄谅初的行为更是值得敬佩。1908年，孙中山赴暹罗宣传民主革命，黄谅初不顾个人安危，不仅腾出居室安顿孙中山，更受革命思想感召加入同盟会，成为同盟会暹罗支部骨干。此后，他以厚爱宗邦的热忱，为革命奔走不息：从广州黄花岗起义到武昌起义，所需巨额经费，他既带头捐献，又奔走募集。可惜“天不假年”，黄谅初英年早逝时，“政府钜公无不震悼”。孙中山先生更是亲撰挽词以寄哀思：“君性豪义，党国致力。海外奔走，廿载不息。慷慨输将，克尽天职。急公兴学，舍名务实。天不永年，我悲曷极。悼而表之，以为矜式。”这篇挽词字字恳切，印证了黄谅初在革命事业与侨社发展中不可替代的地位，足见其贡献之卓、影响之深。
这份未竟的家国志，由弟弟黄谅如以建祠立碑的方式延续。黄谅如在碑记中自谦“于国家社会无所建树”“对先人实多渐德”，却秉持“报本”之心，依“爰本朱子家礼所载之义，建立黄氏宗祠”。他坦言，面对“父母之恩，昊天罔极，生事死葬，未及悉从”的愧疚，以及“丁口日见繁盛，当有以动其水源木本之思”的考量，建祠成了必然。祠堂里，他供奉光祥公、李氏神主，“岁时伏腊醴牲，虔祭惜报深恩于万一”；又将黄谅初“附祀”其中，因二哥的担当早已是家族精神的一部分；更规划“异日长兄谅清及谅如百年之后，亦附祀其中”，盼先辈“聚处一堂以表终古永怀、万世翕和之意”。这座祠堂并非是冰冷建筑，而是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纽带——黄谅如以香火为载体，让“裕家富国”的初心、“崇尚礼教”的家风代代相传。
碑记末尾“谅如谨识朱汝珍拜书”，为这块石碑添了厚重的文化分量。朱汝珍虽为清远人，却因与潮汕士绅群体的文化交往频繁，对侨乡守根护礼的家国情怀深有共鸣。其楷书端庄大气、笔力深厚，不仅让碑记兼具史料价值与书法艺术价值，更以“清末科举榜眼”的精英身份象征，精准呼应了碑记“崇尚中华礼教”的核心思想。这让黄氏家族的“小家史”，与潮汕侨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的“大历史”紧密相连，石碑成为了两者交融的实物见证。
“光德里”侨宅虽历经近百年岁月，依旧坚实稳固，光祥祖祠里的《黄氏祠堂记》石碑也静静矗立。这块石碑早已不是孤立的文物，而是潮汕侨胞的精神坐标。它镌刻着“下南洋”的艰辛，凝聚着侨胞对故土的眷恋，闪耀着跨越近百年的家国深情，更为当下续写侨文化篇章、凝聚家国认同提供了鲜活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