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批渐成显学，面上的资料（侨批馆）足够丰富，但是，虽然有几十万封侨批的藏量，而真正能触及每一封侨批背后的故事，及其蕴含的历史、文化谱系与资源的研究者、描述者，虚构与想象的创作者，着实不多，凤毛麟角。理论的虚浮与题材的猎奇者多，真正的田野调查者寡，呈现一种投机状态，故论述及表现的模式化浅表化，是为常态。
陈跃子的《海天片羽》，开篇先讲故事，撕开薄薄的银信，把写着“难”字，“苦”字的侨批，粗裂出一个个血口，钩出一个个疤痕，推出一个个水客批脚……还侨批历史，一个又一个血肉模糊的切口。
在侨批研究与描述中，人们往往把侨批当作一个固定的整体来面对，而忽略它是由无数单个银信，个别相异的人生，不同时期不同文化形态及其因果，见证汇集而成的事件或现象，从而形成若干个历史时期不同的规约或制度；或仅作为“平安批”，只注意到他书信与信息部分，却放弃了它最重要的金融属性，以及文明传递的速度与动力的性质关系；把侨批理解为一个关于平安的符号。
侨批是一种逻辑，它的因来源于宗族与人性的经济表达，它的果是社会文明进程，在生成渐进乃至完成时期之间的过渡性制度。这个民间制度，萌芽于宋元，经中古的漫长，完全于近代而止于1976年前后。它是照亮整个黑暗时代的人性微光，也是大航海时期的文明果实之一。
当红头船不再是捕猎的渔具，却沦为可恶的奴隶船之后，侨批的动力、速度和数量，在可能的各个方面，调度了黑暗大陆人口迁徙的无限度增大。这就是从东南沿海，特别是泉州和潮汕，这些人口稠密的乡村，将所谓“猪仔”贩运到东南亚或南美，去做苦力的事实。先是华工，所谓华侨。这也是近代以来，侨批极为兴隆，并逐渐取代潮汕地区的主流经济（有时竟占到70％）的原因。
第一二代华侨，以其血泪史，铸造了侨批的雏形，又以代际的延续，把侨批推向顶峰。同时，世人在炫目的经济成果面前，对侨批的认知，恍惚了经济学的天平，迷蒙了侨批的本质，把因和果、银和信分开，忽略背后的血腥，各自表述与分析。这种两元对立的思维，已成为百年来社会科学的严重弊端。
侨批对旧中国民生经济贫弱的输血，是有重大作用的，这种看似外铄的输入，当然是殖民地半殖民的经济原理。但是，对于古旧的中国乡村社会而言，侨批和殖民的分野，却是反向的。侨批是反哺，殖民目的在掠夺。
如果我们不是首先肯定，而是忽略了侨民对在地经济与文化繁荣的作用与贡献，而把侨批单纯作为祖地的经济引擎来描述颂扬的话，则殖民的错觉是难以回避的。世人对侨批的单向认知，特别是作家在文学表述上的不求甚解，很容易把侨批的历史价值，引向一片无人的高地，那是血泪丛中的无端浪漫，正如把红头船当作潮汕人的精神神祇，把祭祀洗路的英歌，当作“中华战舞”一样？
究竟是以“猪仔”，以女性断肠望夫为荣、为代价，而去歌咏偷渡的红头船，把苦难视为浪漫？还是红头船因为有个红字，而望文生义，无端遐想？
当然，作为商旅的红头船，和作为猪仔船的红头船，在侨与侨批问题上的象征性认知，是应该有所分辨的。可是，海禁从樟林破，猪仔从樟林出，同样真实。
陈跃子写道：“1972年在澄海东里和洲村出土一艘双桅红头船残骸，船舷板上有‘广东省潮州府岭字双桅壹佰肆拾伍号蔡万利商船’等字。船长39米，宽13米，有49片壁板，船上设五层舱房，船的木料为泰国楠木，使用铜钉拼接，有经火焚烧的痕迹。船上还有瓷器及铜钱，为远洋贸易的商船。”
他说到五层舱房。当然，舱房里可能不全是猪仔，也包括帆船时代繁荣的商贸。但对于众多华工而言，猪仔就是他们的命运，红头船就是他们的断魂桥。
至于“中华战舞”，为谁而战？为神？对谁而战？对神？请注意，所有的战舞，都有明确的定义与对象！包含了坚定的立场与态度：威慑、恐吓、鄙夷等等！英歌是吗？这个概念，没有多解，只有单解。暂且不赘。
侨批的核心精神是诚信，但诚信不是天性，甚至是反人性的，它的规约是契约，然而，契约如果仅靠口诺，则是可疑的。而侨批口诺的成分很大。在批局还未成为制度，或未能完全覆盖大面积乡土的时候，侨批的口诺，是为行业的主流和象征。从人性的角度言，这种可能不受逻辑保护而单凭人性之善的“制度”，其实是现代文明的障碍。所以，侨批之口诺是一个复杂的伦理问题。
它是怎样成立并坚持而为美德的？
祠堂，是乡村的灵魂，是规约乡村秩序、理政、人性、行为的次行政单位。也就是所谓族权。它虚无但是直接地干预或保护了宗族成员。对于以血缘为基础的成员的物质与精神领域而言，它通过神权或族权的驾驭，而达到教化与规约的目的与作用。水客批脚作为从业人员，他们首先是受到祠堂神权族权制约的集体，他们的行为时刻受到这个集体意识的规范。像英歌一样，每个单体，都在背驮着祠堂行走，家族或宗族的道德信约，就是他们坚守口诺的先天修养，以及生存的教条。
次行政的高效，是祠堂至高无上精神权威的结晶，也是信仰的力量，它天然地化为侨批存在与发展的先决条件，人的口诺，因之恒千年的保证而不死。
祠堂是马与轿子时代侨批的服务器。它致使侨批这个原始的互联网，精准而且信约地构成一种伟大的时代精神，并予黑暗岁月，注入人性的光辉。从这个意义上说，红头船贩卖猪仔，猪仔诞生侨批，侨批承托苦难而光彩照人。这个逻辑推理的实践结果，承担了历史文明的方向。而红头船，不幸成为这个方向的痕迹，它的存在是历史的见证，但并非伟大的见证，而是相反。若置红头船为神庙，文明的本质与解释何谓？读一读《飘》《根》《百年孤独》，也许会有悟觉。本来，作为工具的武器，如何变为思想的武器？
1993年，在一次评奖会上，读到《女人是岸》，随即发表评论文章，我对吴南生同志、郭光豹先生和雷铎说：这可能是潮汕新文学，在90年代的全新萌芽，文学一旦进入哲思，就摆脱了事实的羁绊。在省“新人新作”评审会上，我向评委推举了这篇潮汕新作。那年，陈跃子35岁。
潮澄饶毗邻，民国时有大学者黄际遇，革命作家秦牧，上世纪60年代出了吴南生，还有王杏元，他的《绿竹村风云》，浮云国中，波及亚非拉。轨迹顺延至此，虽草蛇灰线，却也隐约可见。
陈跃子写《针路图》，我又是评审人，他的创作脉络，始终向海向下，在浪险中嚣张，在沉实中飞扬。《海天片羽》更是如此。侨批之案，在潮汕歌谣，在《公案簿》，在批局钱庄的栅栏缝中……他翔实诚恳地钩沉了那些残破凄凉的岁月和人影。
由《海天片羽》，而侨批，而英歌，三者孑孓，其背后，是潮汕连绵的祠堂，如五山环抱，向海而生……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