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友萧辉杰君知晓我对潮阳俚语素有偏好，近日特意发来三份剪报——那是1928年上海《民众日报》刊登的三首潮阳民间歌谣。在当年十里洋场的上海，一份面向大众的报刊竟会刊载这类鲜少有人能完全读懂的地域俚语歌谣，这份反差不仅勾起了我的好奇，更让我对其背后的历史语境、文化价值与社会图景生出了深入探讨的兴致。
三首潮阳民间歌谣的原文与释义
（一）应时营生谣
正二春草青，三四担杨梅。五六烧草粿（夏天常见小吃），七月去抢孤（潮俗七月打醮时，主办方将白饭、糖食、菜蔬等物掷给贫民，称为“施孤”，贫民争相领取的行为谓之“抢孤”）。八月去卖芋，九十担鱼鲜。十一十二担竿钱（纸锭的一种，冬季谢神祭祀时使用最广）。
这首歌谣描绘了旧时贫苦小贩的年度生计轨迹，他们无固定营生，全凭季节流转做应时小生意，勉强维持温饱。剪报标注其“风行广东潮阳”，由笔名“蝶魂”的作者采集整理，标注“却酬”二字，可见采集者纯为传承地域文化，不求稿酬。从标题“民间歌谣（一）”及文末“待续”字样推测，当时报社计划连载更多同类歌谣。
（二）新风俗讽谣
桃是桃，李是李，当今珠娘导金齿（“珠娘”为潮汕方言对女子的称呼，“导金齿”即镶金牙）。金齿导来嘴枪枪（形容金牙佩戴后趾高气扬），当今珠娘挂手表。手表挂来雅是雅（“雅”即漂亮），当今珠娘抽芬仔（“芬仔”指香烟）。芬仔食见香（“食见香”意为吸起来过瘾），偷嫁翁（指女子私嫁他人，又称“轧姘头”）。翁赌钱，嬷句弦（“翁”指丈夫，“嬷”指妻子，“句弦”为潮语同音字替代，应为“锯弦”，此处喻指妻子沉迷玩乐、不务正业），久了着去乞钱（意为长期如此终将因家境窘迫沦为乞丐）。
此谣未标注采集者，但文中潮语同音字的使用习惯与前一首一致，推测同为“蝶魂”所辑，剪报注明“只可贡献广东潮阳人”，足见其地域语言的独特性。歌谣以直白的对比，既展现了近代潮阳女性镶金牙、戴手表、抽香烟等新风尚，也暗讽了部分男女不务正业、最终难逃困顿的结局。
（三）婚嫁选择谣
嫁着读书翁（“翁”均指丈夫），书声大大诛（“诛”为潮语，意为“不会”）节人（“节人”指噪声惹人厌烦）。嫁着做官翁，威风凛凛惊死人。嫁着适陶（“适陶”即“白相”，指游手好闲）翁，一身贡贡香（形容浑身散发香水味）。嫁着出外翁（潮人将往省外经商者称为“出外人”），半世翁（推测原句漏“只存”二字，意为丈夫常年在外，妻子形同守寡半生）。嫁着过番（潮人将往南洋经商者称为“过番”）翁，有翁当无翁（因南洋路途遥远，丈夫往往十余年才归一次）。嫁着食烟（“食烟”指吸鸦片）翁，米桶日日空。嫁着赌钱翁，赌赢猪肉炒葱（意为大肆吃喝），赌输当物挽鬓（“挽鬓”应为“挽鬃”之误，既合潮语韵律，也暗指丈夫赌输后变卖衣物，甚至殴打妻子）。嫁着作田（“作田”即耕田）翁，日里去作田，夜里结成双。
这首歌谣同样标注“风行广东潮阳”，为“蝶魂”采集整理，核心描绘了旧时潮阳妇女对婚嫁对象的多元心态，将不同职业、品行的丈夫与婚后生活紧密绑定，道尽了女性对婚姻的期待与无奈。
《民众日报》的创办背景与上海影响力
（一）创办主体
这份1928年创刊的《民众日报》，是中共中央在“五卅惨案”后紧急筹备的革命报刊。当时瞿秋白带领团队仅用数日便完成筹备工作，报纸发刊词由瞿秋白亲撰，创刊初衷是揭露帝国主义暴行、传播革命思想、凝聚民众反帝反封建的共识。不过该报存续时间极短，同年7月便宣告停刊，仅出版30期。
（二）上海地区的影响力
尽管出版期数有限、存在时间短暂，但《民众日报》作为中共中央在上海公开出版的重要日报，在特定历史阶段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它精准捕捉了“五卅惨案”后民众高涨的爱国情绪，以通俗化的表达传递进步思想，成为当时上海进步舆论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作为党的早期公开报刊实践，它为后续上海地区革命报刊的编辑、发行积累了宝贵经验，对唤醒民众意识、推动革命运动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民间歌谣登上报刊的深层原因
（一）契合报纸“贴近民众”的核心定位
《民众日报》的创办宗旨是“服务民众、传递民声”，而非局限于宏大的时政叙事。潮阳民间歌谣源自底层生活，语言直白、内容鲜活，无论是小贩的营生、女性的新风尚，还是婚姻选择的困惑，都是普通百姓最真实的生活写照。刊登这类内容，让报纸跳出了单纯的政治宣传框架，更能贴近民众的日常生活，契合其“民众日报”的命名初衷。
（二）民国时期民间文学的兴起风潮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研究在国内兴起，鲁迅、周作人等文人学者纷纷倡导挖掘、整理各地民谣、俚语、传说，将其视为地域文化的核心载体与民众思想的直接表达。“蝶魂”主动采集潮阳歌谣且“却酬”投稿，正是这一风潮的具体体现。报社刊登这类歌谣，既是对民间文化的重视与传播，也丰富了报纸版面内容，区别于传统报刊单一的新闻报道模式，增强了可读性。
（三）上海移民文化的包容特质
民国时期的上海是典型的移民大都市，各地人群汇聚于此，形成了多元文化交融共生的氛围。当时在沪的潮籍商人、劳工不在少数，刊登潮阳民间歌谣，既能满足这一群体的文化认同需求，也能让其他地域的读者了解潮汕独特的民俗文化与语言特色。这种对地域文化的包容，正是上海作为“十里洋场”的文化特质之一。
歌谣中窥见的旧时底层生活图景
（一）底层小贩：依附时节的困顿生计
第一首歌谣清晰展现了旧时底层小贩的生存状态：他们没有稳定的职业与收入，完全依附季节变化谋生。正月二月春草青青，尚无明确营生；三月四月卖杨梅、五月六月做草粿、八月卖芋、九月十月贩鱼鲜，都是低成本、时效性强的小生意，利润微薄；七月甚至要靠“抢孤”获取食物，十一月十二月则售卖祭祀用的“竿钱”补贴家用。这背后是底层劳动者缺乏社会保障、只能靠出卖劳动力勉强糊口的困顿，他们的生计完全被季节、市场左右，毫无主动权。
（二）底层妇女：婚姻绑定的被动命运
第三首婚嫁歌谣集中体现了旧时女性的生存困境：女性的生活质量、幸福程度几乎完全取决于丈夫的职业与品行，婚姻成为她们最重要的生存依托。嫁给过番或外出经商的丈夫，要承受长期独居的孤独；嫁给吸鸦片的丈夫，要面对家境败落、食不果腹的绝境；嫁给赌钱的丈夫，不仅要遭受财产损失，还可能遭受家庭暴力；即便嫁给种田的丈夫，虽能夫妻团聚，也需面对农耕的辛劳。这反映出旧时女性缺乏独立的经济来源与社会地位，无法掌控自身命运，只能被动接受婚姻带来的各种结果。
（三）新风与风险：女性观念转变中的困境
第二首歌谣中，潮阳女性出现了镶金牙、戴手表、抽香烟等新潮行为，甚至有“偷嫁翁”的自主婚恋选择，这是近代社会风气开化、女性自我意识萌芽的体现。但歌谣并未一味赞扬这种新风，反而点出“翁赌钱，嬷句弦”的隐患，暗示部分女性在突破传统束缚的同时，若缺乏正确的价值观引导与稳定的生计支撑，容易陷入不务正业的困境，最终难逃乞讨的结局。这也反映出底层女性在社会转型期的迷茫与脆弱。
民间歌谣的文化价值与延伸思考
（一）同类歌谣的文化脉络
潮阳所属的潮汕地区，历来有“歌谣之乡”的美誉，类似的俚语歌谣还有很多。比如经典的《天顶飞雁鹅》，讲述了男子因家境贫寒无奈“过暹罗”（赴南洋）谋生的辛酸；枫溪地区流传的“父母唔惜奴，放囝摸缶土”，道尽了旧时陶瓷行业童工的艰辛；还有“正月正，新正头，阿爸掠鱼起五更”，描绘了渔民的辛劳生计。这些歌谣均以潮语俚语创作，聚焦底层生活，与《民众日报》刊登的三首歌谣一脉相承，共同构成了潮汕民间文学的鲜活图景。
（二）歌谣的多重价值
其一，民俗记录价值。歌谣中“抢孤”“过番”“谢神用竿钱”等内容，是潮汕祭祀习俗、移民文化、商贸传统的直接记录，为研究近代潮汕民俗提供了生动的文本依据，比正史记载更具生活气息。
其二，社会史料价值。歌谣以口语化的方式，记录了底层小贩的营生、女性的婚姻观、社会新风尚等细节，弥补了正史对底层民众生活记录的缺失，是研究近代潮汕乃至华南地区底层社会的重要参考资料。
其三，语言传承价值。歌谣中大量潮阳俚语、同音字用法（如“导金齿”“句弦”），是潮阳方言的鲜活载体，不仅保留了方言的韵律与特色，也为研究潮阳方言的演变提供了珍贵的实物例证。
（三）跨越时空的文化启示
1928年的上海与潮阳，一为现代化大都市，一为华南地域小城，《民众日报》对潮阳民间歌谣的刊载，搭建了地域文化与全国舆论的沟通桥梁。如今再读这些歌谣，不仅能感受到旧时底层生活的温度与质感，更能体会到民间文学的强大生命力——它以最朴素的语言，记录着时代的变迁、民众的悲欢，成为跨越时空的文化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