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思含
村规民约作为村民自主制定、共同遵守的乡土契约，是衔接国家政策和乡土实际、融合侨乡文化和现代治理、推进“百千万工程”的关键节点。明确其制度定位、优化其运行路径，对汕头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村规民约在汕头乡村治理体系中的制度定位
在自治为基、德治润心、法治保障的乡村治理框架中，村规民约是三者融合的具象化载体。乡村社会是一个基于血缘、地缘关系形成的熟人社会，彼此知根知底的熟悉感成为道德约束的天然土壤。作为村域内生规则体系构建的核心载体，村规民约本质上是农村基层群众依据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结合乡村治理实际，以强化村民自治、规范行为准则、化解基层矛盾为目标，自主制定的区域性行为规范。
基于汕头乡村治理的特殊性，村规民约的制度定位需在原有框架内嵌入地方特质。汕头现有侨胞超500万人，侨眷占乡村人口比重较高，侨捐项目管理、侨眷权益保障、侨胞参与乡村建设等议题，需通过村规民约构建本土化治理规则。村规民约应作为侨乡治理的联结载体，成为凝聚侨心、汇聚侨力的制度化纽带，弥补行政治理在侨乡事务中的适应性不足。同时，汕头部分乡村分布在沿海或产业关联区域，村规民约面临如海洋生态保护、产业链协作等特殊任务。
二、汕头村规民约运行中的现实困境
尽管村规民约在汕头乡村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运行仍存在适配性、执行力、动态性、合法性四大困境，制约了治理效能。
（一）同质化范式脱离本土治理需求。部分村庄的村规民约采用通用模板，未结合汕头“侨乡、临港、产业”特征进行本土化设计。一是侨乡元素缺失，侨村未在村规民约中提及侨胞参与、侨眷权益保障条款，导致侨乡资源难以转化为治理动能；二是临港需求缺位，部分渔村未针对“海水养殖污染、近海垃圾清理、禁渔期管理”等制定具体规则，海洋生态问题反复出现；三是产业关联空白，难以解决企业用工矛盾、物流扰民等问题。
（二）多元制约导致规则落地困难。村规民约的执行面临熟人社会人情干扰、侨胞监督缺位双重制约：一方面，汕头乡村熟人社会特征显著，因人情关系，难以对违规行为严格追责；另一方面，执行主体权责模糊，多数村规民约未明确村“两委”、村务监督委员会在村规民约执行中的具体职责，导致“无人管、管不了”的现象。
（三）动态响应滞后难以应对新议题。随着汕头乡村发展新议题不断涌现，但村规民约的调整机制未同步完善：一是修订周期过长，无法及时响应治理需求；二是应急调整缺失，面对台风灾害、疫情防控等突发情况，未建立“临时补充条款”机制，导致灾后治理、防疫管控缺乏规则支撑；三是反馈渠道不畅，村民和侨胞的意见难以传递，制约条款优化。
（四）法理衔接不畅削弱规则公信力。部分村规民约条款与国家法律、汕头地方政策衔接不当，存在合规性风险，如超越处罚权限、违背法律原则、政策衔接不足，部分村干部与村民缺乏法律意识，导致条款无效或引发纠纷。
三、锚定汕头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村规民约优化路径
（一）嵌入侨乡、临港、产业内容。构建侨乡特色条款体系，在村规民约中增设侨胞参与机制、侨眷权益保障条款、侨捐项目管护细则等，实现侨胞参与常态化。完善临港治理规则，推动沿海村庄制定海洋生态保护专项条款，明确禁养区范围、养殖尾水排放标准、近海垃圾清理责任。衔接产业发展需求在村规民约中增设产业协作条款、电商规范条款，推动村级产业协同治理。
（二）激活多元主体治理动能。强化村“两委”主导责任，明确执行流程，建立执行台账，对违规行为记录在案，减少人情干扰。发挥乡贤监督作用，邀请侨乡贤达、退休干部担任村规民约执行监督员，重点监督侨捐项目、侨眷权益条款的执行。搭建侨胞远程监督平台，开通侨胞线上反馈通道，实现远程监督、实时响应。
（三）建立动态响应和优化体系。缩短修订周期并明确流程，修订前开展需求调研，确保调整贴合治理需求。完善应急补充机制，畅通反馈渠道，确保村民与侨胞的建议及时转化为条款优化依据。
（四）筑牢合规性与公信力根基。建立事前合规审查机制，对村规民约制定、修订进行全流程合规审查，重点核查处罚权限、权益保障、政策衔接等内容，确保条款不违反国家法律及地方政策。强化法律宣传与指导，提升村干部与村民的法律意识，避免条款无效。推动与地方政策衔接，将地方政策要求，转化为村规民约的具体条款，实现行政治理与村民自治的协同推进。
（作者单位：中共汕头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