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厚 圃
我从小喜欢画画，买到手的画册有不少，而让我印象深刻的，要数卢西安·弗洛伊德（Lucian Freud）的那本原版画集了。有时候喜欢一个画家是不需要理由的，但如果非得找个理由，那就是合乎你的胃口。对于习画者，有些画家是拿来借鉴的，有些画家是拿来欣赏的，有些画家则是拿来膜拜的。就像八大山人，那是极具个性的风格，骨子里的那种孤傲、苦涩、狷狂是学不到的。搞艺术，最重要的就是做自己！再比如弗洛伊德，我当时还不知道他的大名，只是站在博雅书店的玻璃柜前很随意地翻了一下他的书，就被他粗率的风格、显露的笔触以及某种近乎神经质的情绪惊呆了。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囊中羞涩，来回跑了几趟难以释怀，最终咬咬牙将它买下，后来证明了我那一千块没白花，它让我获益良多。也就在去年，我女儿告诉我，波士顿美术馆有个弗洛伊德画展，因学习紧张错过了，我至今仍替她惋惜，就像是我与它失之交臂一样。
画册印得再精美，还是比不上观赏原作来得真实、震撼，我外出旅行，总爱到当地的艺术馆逛逛，就是这个道理。六七年前我去欧洲，在卢浮宫见识了那幅尺寸不大、名气却很大的《蒙娜丽莎》，还有它前面的人山人海，而对面墙上那幅《加纳的婚礼》，卢浮宫最大的油画巨作却少人问津。跟卢浮宫相仿，我们在佛罗伦萨的乌菲齐美术馆排了四个多小时长队，结果只看到用103个房间展出的艺术珍品的冰山一角。走进蓬皮杜艺术中心，更像走进艺术的海洋，游客们围绕着杜尚命名为“泉”的小便池窃窃私语，大多数人并未意识到，自己的质疑正继续丰富着这件艺术品的内涵，跟着艺术家反艺术，反思西方文明，痛快地骂一声“去你的，艺术！”
在我的印象中，尼斯的马蒂斯美术馆和巴黎的橘园美术馆游客较少，作品也没有那么庞杂，可以让人静下心神琢磨。就像橘园美术馆，我们不仅能够自由地流连在莫奈八幅巨型的代表作《睡莲》前面，还能顺带欣赏到塞尚、安德鲁·德兰、高更、马蒂斯、莫迪里阿尼、毕加索、雷诺阿、西斯莱等一众现代大师的作品。
有一年到日本，正赶上2020年京都日本画新展，新媒体及多种材料的运用并没有引起我多大的兴趣，倒是在大阪的上方浮世绘馆，让我得以安安静静地亲近自己喜欢的艺术。
深圳也有几个不错的艺术馆，隔三岔五地能看到一些大画家的真迹，比如前些年，深圳市博物馆就举办了黄宾虹书画精品展。我花了一天工夫，从宾老早期的山水、中期的纪游写生、临摹画稿再到晚期的“黑宾虹”画作，较为系统地了解了他画画的缘起、蜕变以及衰年豹变的过程。
一个艺术家的作品，能够被大众所接受并流传下来，决非偶然，而作为艺术家本身，他又是如何看待同行的作品呢？其角度和见解恐怕与普通游客大有不同。近读《石壶论画语要》，老先生对古往今来的许多画家提出了独特的批评，说宋徽宗的花鸟画是标本的水平，黄公望的山水画法就好像唱过街戏，翻来覆去地折腾，堪称画坛“毒舌”，而他对自己倒是信心满满，言其花鸟画“都寓有深意，不是无所为而作”，相信后来者中必有知音。再说说弗洛伊德，二十世纪欧洲现代艺术风潮此起彼伏，他却执念于写实与表现，不妥协不合作终至大成。记得他在一次访谈中聊到大画家弗朗西斯·培根的作品。他第一次到他的画室，见到他一幅“画有雨伞的”作品，“那绝对是一件了不起的作品”。两个人后来不知出于嫉妒还是创作理念的不同，关系破裂，但直到去世前，弗洛伊德的客厅里仍挂着培根所作的巨幅《双人像》。说到培根，我就想起他的一个故事来。他生前曾依据委拉斯凯兹的《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进行过多次创作，却从未迈进罗马多利亚潘菲利美术馆的门槛去看原作，罗马教皇的后人认为他“始终没能克服恐惧，与他模仿的原作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博弈。”
对于普通观众来说，我以为观赏艺术品的状态最好是似懂非懂，这就好比中国画的大写意，妙在似与不似之间。我这么说是因为艺术史或者艺术评论，总有意无意地抬高了艺术鉴赏的门槛，令普罗大众望而却步。俗话说得好，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审美的标准从来都不是唯一的，对美的需求也是可雅可俗，不必非要统一到某个认识上，正如佛家所说，“此人之肉，彼人之毒。”按照罗兰·巴特“作品诞生，作者已死”的观点，艺术品既已获得自由诠释的空间，观众的鉴赏就是艺术品的第二次创作。优秀的作品好比自助餐，客人可以各取所需，小孩子愉悦于缤纷的色彩，农夫着迷于大自然的风色，艺术家惊诧于创意与技法，而思想者，说不定能够透过肤浅的表象去认知作品的内在深度和力量，感受时代的温度冷暖。虽然，艺术品本身不会说话，但只要你看得多，就会有话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