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 建
我工作的学校正好在供销社的斜对面，一街之隔。街东南是学校，街西北是过去的供销社。我家也在学校西北约两公里处，每天步行上下班15分钟左右，途中必经供销社。当然，供销社已成过往，原来供销社的场所，除了“供销超市”和“供销饭店”还挂着含有“供销”的招牌、两家老板也是原供销社老职工外，其他全都物非人非了。每每经过这里，如果不是行色匆匆，我都要往里多看几眼，脑海里满满的都承载着儿时的回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计划经济时期，为适应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需要，供销社应运而生。那时我乡的供销社是全乡最大的“超市”。日用杂货、鞋帽布匹、烟酒食品、五金农具、学习用品等，应有尽有。供销社占地面积很大，三排红墙黄瓦的房屋巍然屹立在林马河边。最前面靠马路是百货商店，一长溜宽敞的大瓦房，东西各一扇门，可以从一扇门进去，从另一扇门出来。大门既可以往内开，也可以往外开，还可以自动回弹关上。地上平整铺着砖块，而不是农家的泥地。一进门，中间是玻璃货柜，靠后墙是金属货架，店内由东至西分别是烟酒柜、文具柜、生活用品柜、五金电器柜、鞋帽柜、水果柜，最西面是布料柜。隔着货柜，东西只能看，要买得由售货员拿给你，不像现在的超市可以随意挑拣。柜台之间，有一个木质拱形门。圆弧门将商店分割成东西两部分。东边有一个大门，西边有一个大门进出，每扇大门右边都有一个收银台。收银台像一个小小的阁楼，结算员坐在高高的柜台上，面前是一个办公桌，办公桌上面有五六根长长的铁丝如蜘蛛网似的连接各个柜台。柜面的营业员将顾客给付的现金及开具的票据用铁夹子夹紧，抬起胳膊摆出投掷的姿势用力向前一推，只听“嗖”的一声，瞬间，小票和钱就飞到收款台，结算员取下结账后，再把盖章小票和找零原路返回给售货员。生意兴隆时，那“嗖嗖”之声响个不停，犹如演奏一支支美妙的欢乐曲。中间一排是农资供应部门，最后面一排是收货站和社内职工宿舍食堂。每天7点，前面的商店开门，十里八乡的村民们，纷纷提篮挎包光顾，买散装酒，打酱油，买饼干，买毛笔，买闹钟……父亲喜欢喝酒，时常差遣我去供销社购买半斤散装白酒。记得售货员用一个长柄竹筒子，伸进酒缸里舀酒，拿一个漏斗，架在我带来的酒瓶上头，竹筒靠在漏斗上，一斜扣，酒慢慢倒进酒瓶里，动作利索，好似卖油翁那般精准，滴酒不漏。
那时候商品异常紧缺，买布料买食品都要凭票供应，平时客流量不多。只有逢年过节，供销社才称得上门庭若市。尤其是年底，生产队分红，辛辛苦苦劳作了一年的农民，腰包里这才鼓了一些。一些农村妇女听说来了新鲜花布或者紧缺商品，大家就会兴高采烈地结伴去买。岁末年首，供销社最为热闹，前来购物的人们熙来攘往。每个柜台前都是人头攒动，布匹柜更是被挤得水泄不通。平时干农活都穿的是破旧衣服，只有过年，大家才奢侈一下，买几尺布回家，请来村里的裁缝为家人各做几件衣服。正月里人人穿新衣去长辈家拜年，或者走亲戚。
对于小孩子来说，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那些花花绿绿的糖果和铅笔橡皮。小时候家家户户生活都比较贫穷，虽然一分钱就能买到一颗糖果，但一年到头我们口袋里都空空如也，只有除夕夜，大人才给小孩一毛两毛压岁钱。而这一角两角钱我们也舍不得乱花，留着买笔和作业本。最让我引以自豪的是，我上小学时年年评为三好生。每次拿了奖状，我就跑到供销社把攒着的压岁钱买两块一分钱的糖果，算作对自己最好的鼓励。
改革开放以后，市场经济迅速发展，农村也出现了各种小卖部、小超市，人们购物可选择的商超越来越多，供销社渐渐被冷落，以致被边缘化。我们乡供销社的门面店全部卖给了私人，后面的两排房屋也卖了办厂。供销社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唯有保存下来的那些老建筑、老物件依然留给了很多老年人对往事的美好回忆。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从计划经济到现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印证了我们祖国正逐步走向繁荣富强。供销社那辉煌灿烂的历史，将在新中国的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