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州西湖，处潮州城西隅，故名。曾是潮州古城的护城濠，俗称“城壕池”。也叫“鸭湖”，唐宋称“大湖”。
潮州西湖的雏形可追溯至唐代。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朝廷诏令全国设置放生池，潮州西湖被选为八十一处之一，成为“临江带郭”的放生池。唐代修筑北门堤，切断了西湖支流与韩江的直接联系，形成长形大湖，水域广阔，奠定了西湖作为独立水体的基础。这一时期西湖的主要功能是宗教与生态保护，尚未形成明确的景观体系。
宋代浚辟而湖。北宋咸平二年（999年），通判陈尧佐作《游西湖》，诗中“疏烟鱼艇远，斜日寺楼闲”描绘了湖岸夕阳照寺院，湖面渔舟点缀、烟波浩渺的景致，“西湖渔筏”成为潮州八景之一。此时西湖水域面积扩大，南北延展，并与韩江通过水利工程相连，形成活水系统。
宋熙宁九年，太子中书舍人卢侗致仕返潮后，曾游西湖，题“湖平”二字隶书于滨湖石上，其下“卢侗书”三字正书。
光绪《海阳县志》卷三十《金石略一》载：“湖平，卢侗书。右题字在湖山滨湖石上，湖平二字隶书，下三字正书，卢侗题名。”
“湖平”两字，蕴藏着西湖烟波浩渺之无尽胜景！
南宋庆元五年（1199年），太守林?主持大规模疏浚，引韩江水入湖，扩大湖周至约833米，并修建虹桥连通古城，形成“山城夹湖”的格局。这一工程不仅恢复了西湖的烟波浩渺，还通过三利溪等水系整合，实现了区域水循环的生态意义。
元代战乱导致西湖景观损毁严重，摩崖石刻等遗迹被湮没，甚至沦为“乱葬岗”。考古发现的元代石碑（如后至元年间的净慧寺捐赠碑）反映了这一时期西湖周边宗教活动的延续，但整体水域面积因疏于管理而缩减。
明代洪武年间，西湖因城墙修建采石，水域再次缩小，但文人题咏与摩崖石刻活动兴盛。林?的疏浚成果被记录于石刻中，葫芦山摩崖石刻群逐渐成为“潮州历史的橱窗”。西湖的军事防御功能增强，成为古城护城濠。
潮州西湖，原与韩江相通。“大江东来适与湖”（明唐伯元《醉经楼集·南岩记》），夏秋韩江水涨，江水与湖水齐平，如白虹似玉带，故名。
明朝唐伯元《醉经楼集·平湖记》载：“吾潮为郡，左江右湖，而凤凰山（即凤山）峙其北。当宋盛时，实应凤啸湖平之谶，湖与凤之为灵，昭昭也。”意即潮州府，左韩江奔流，右西湖恣肆，北面凤凰山耸峙。至宋朝人文鼎盛时期，乃风水宝地，应对凤山呼啸湖水平江的谶语，西湖与凤山之灵异、祥瑞，是显而易见的。“西湖渔筏”乃潮州八景之一。明万历年间，景致已相当成熟，沿湖滨至葫芦山下，名胜古迹，楼台亭榭，比比皆是！唐伯元进士可能没有料到，今日之湖与凤之为灵，更为昭昭！而凤凰山的乌岽茶，香飘全世界，是乌龙茶的巅峰。
沧海桑田，潮州西湖至明朝，“仅容杯水，若无足为郡之重轻者。”（《醉经楼集·平湖记》）幸而，江西泰和人，时任广东按察司整饬惠潮兵巡道副使王一乾，在潮州执掌法令建立府署。之后，政令通行，民心和乐，五谷丰登。王大人，每每在工作之余到西湖游玩休息。他与当时潮州知府徐一唯相议，审核户籍划清界限，募捐资金招募工人，开拓疏浚西湖，架桥围堤，起汇聚或排泄江湖之水的作用。并把发掘出来的卢侗石刻放置在西湖山下，从此潮州人开始知道郡之西有名湖。
王大人意犹未尽，不久，治理城南二顷见方的污水池塘，辟为南湖。重新疏浚西南之护城濠，加深加宽倍于原来，让其向东与韩江相通。水流丰沛，即使冬春之际，江流水位稍微下降，但独独这西南两湖常满，其储蓄水量足灌数十万亩良田。“而烟波之浩渺，城郭之雄丽，风气之含藏，回首凤山，人间天上。”
清代西湖进一步融入园林艺术，形成“西湖二十四景”，如“莲池晓风”“处女泉清”等，兼具自然与人文之美。但清末至民国时期，西湖因战乱和管理不善再次荒芜。
1922年涵碧楼的兴建标志着西湖近代化的开端，其作为革命活动场所（如周恩来等曾驻扎）增添了红色文化内涵。20世纪70年代，炸石取材等活动对摩崖石刻造成破坏，但水域经治理逐渐恢复。
如今西湖水域面积约6.7公顷，免费开放为城市公园。尽管“烟波浩渺”的原始风貌因城市扩张而减弱，但通过生态修复（如引韩江水补给）和古迹保护（如摩崖石刻、涵碧楼维护），西湖仍保留了历史文脉与自然灵性，成为“立体的潮州志书”。
潮州西湖近现代转型为城市绿洲。其“烟波浩渺”的盛景虽随时代更迭有所消长，但通过历代疏浚、石刻记录与文化传承，西湖始终是潮州古城山水格局的核心，见证着“三山拱卫、湖江夹城”的独特地理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