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红，泛指女子所做的针线、纺织、刺绣、缝纫等工作和这些工作的成品。潮汕女人勤劳、贤惠，做女红是他们的“专利”和优良传统。
“小学六年级的下半学期，父亲得了不治之症，撒手西归。家庭的重担就落在母亲一个人的肩上，五兄弟姐妹还都在上学，全靠母亲一人每月33块钱的工资维持生活。上中学后，家庭的经济更加困难。
母亲在市抽纱厂工作，由于生活困难，她经常从工厂里拿些针线活回家加工，主要是绣枕头，此外还有“帐眉”“挽窗”“打缆”“平绣”“京绣”“靛绣”“钩通花”“穿珠袋”“绣绒”等。她是工厂里的技术员，属于“全能运动员”，“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有时候由于工期紧，母亲就会叫姐姐帮忙，叫我穿针线，提高工作效率。起初出于好奇心，我很认真地识别各种纱线的颜色，诸如浅桃红、深桃红、花红、枣红、浅绿、二绿、深绿、淡黄、鹅黄、橙黄、天蓝、深蓝等。母亲言传身教对我产生了潜移默化，更因为被母亲刻苦努力和忘我精神所感动，我对绣花竟产生了兴趣，母亲拿了一个藤制的小圆规，教我从小花小草学起，我很卖力，学得很认真。而哥哥他们却认为学“女红”太丢人，母亲也就不强求他们。
绣枕头说难也不难，但针线活必须经历从慢到快，从生疏到熟练的过程，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学习必须全身心投入并有时间作保障。枕头有“轻工”和“重工”之分，一般来说，“尺四”“尺六”属于“轻活”，省时省力，钱也比较好赚；“一对”（两个枕头）6角4分；“尺八”“二尺”属于“重活”，费时费力，干起来很烦心。母亲一般都把“轻活”留给我，把“重活”留给自己。利用业余时间绣花，我经常是自觉把老师布置的作业完成之后就马上拿起“花规”。经过了一年多的磨炼，加上年轻手脚灵活，我的速度很快就超过了母亲。每当遇到时间紧、任务重的工作，母亲都是委以重任，让我独挑大梁，我基本能做到学习、绣花两不误。母亲经常在工友们面前褒奖我，引以为荣，一时间，我成了邻里孩子的榜样。俗话说：“粗工没有三日学”。经过了实践、磨炼，我除了“钩通花”“绣绒”等几项没有涉猎之外，其它的各种“女红”绝活我都能熟练地掌握。有时候我边绣花边作着一些不切合实际的幻想，希望将来能有大的作为，想着将来，我的心里就会充满快乐。
读初二的时候，有一次，屁股生“乌泡”疮，椅子坐不了，请病假在家，适逢妈妈绣枕头的任务工期紧，任务重，正在发愁。我主动请缨，帮妈妈做手工。妈妈开始不同意，但经不起我的再三说服，终于同意了我的请求。由于椅子不能坐，我就把木椅头放平，屁股放在椅脚框架里，用大腿和腰做支撑，每天都是早上六点多钟起床，一直干到晚上十二点多钟，一天共完成“两对（共四个）‘尺四’枕头”，速度很快，加上母亲和姐姐的共同努力，到了星期天晚上十点多钟，终于完成了任务。然后，我就开始做老师布置的作业，到了十二点多钟作业也全部完成。
中学时，家访是老师的一项重要工作，成绩差的同学是老师家访的重点，我的成绩在班里属于比较好的，老师从没有到我家。真凑巧，就在我请假的第四天，班主任徐汉煌老师第一次到我家家访。他是从市塑料四厂派到我们学校当工宣队的工人教师。他爱好文学，古典诗词功底好，又擅长中医，人很善良，给我印象比较深刻，是我爱好文学的启蒙老师。当他见到我“绣花”，有点惊讶，母亲向他介绍了家里的情况，他的口气中透出了几分同情，对我也产生了几分爱怜，给以肯定和鼓励。那年我刚刚十五岁，多少有点害羞，怕“丑事”让同学们知道，毕竟“女红”不是男孩子干的。我的担心很快成了事实。一次，老师在班里把这件事作为热爱劳动的典型例子进行了表扬，他虽没有指名，但同学们都猜对了，我多次否认，但害羞的心理还是难以消除……
后来，每当我和母亲在一起闲聊，谈起往事，母亲感到非常快乐，对我当时的表现大加赞赏。患难见真诚，我们母子深厚的感情大概是因为我少年时代表现出来的善解人意和勤奋好学、刻苦耐劳的意志品质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而建立起来的；后来母亲喜欢和我一起住，除了母子情深的原因外更因为妻子的贤惠孝顺，我们融洽相处，每当有空她经常会追忆这件往事并在人前引以为荣。有时候我觉得好笑，认为自己当年的想法太幼稚，其实热爱劳动，勤工俭学，理解母亲的苦衷，减轻母亲家庭的生活负担怎么会丢人呢？又不是去做贼，为何要害羞呢？
转眼间人生已走过了六十多春秋，少年时代立志要做一番事业的心愿已渐行渐远，母亲也已经在5年前95岁的时候走完她人生的全过程。而今，每当想起少年学女红的往事，我就会想起母亲慈祥亲切的脸容，想起母亲一生的艰辛，想起母亲年轻丧夫，凭着顽强的意志对家庭的作为和担当，崇敬之情催生怀念的泪水，我经常会面对着她的遗像黯然神伤。时间飞逝，而今我们也已经进入暮年，我们要珍惜时间，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环境，用心生活。只有活出质量，才能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让母亲在天之灵得到一点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