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时期，由于东南沿海商品经济的高度繁荣，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私人海上贸易飞速发展，其规模之广，人数之多，范围之大、资本之雄厚，远远超过以前任何历史时期。
此时的海上贸易组织，如得到明朝支持和引导，它是一定会成长壮大起来的，对推动明朝经济发展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然而，统治者目视这种情况，唯恐声势浩大的海外贸易会危及其统治地位，于封建王朝不利，把入海经商的百姓混同盗贼，视为倭寇加以封禁打击，这必然引起私人海上商团的强烈反抗。
于是，海上商人迫不得已，纷纷私造双桅大船，广带违禁武器，收买奇货，远航海外各国，与番船夷商易货贸易。一种特殊的武装海商集团，与政府的残酷控制迫害针锋相对，在特殊的条件下，以特殊的方式艰难地进行海上贸易。
史料记载，嘉靖三十年(1551)以后，潮州海上的动乱频繁发生，万历五年(1577)以后，闽粤之交的“盗寇”之乱已趋平定。
长达20多年的时间里，许栋、许朝光、谢策、洪迪珍、林国显、徐碧溪、吴平、林凤、林道乾、张琏、曾一本、杨老、魏朝义等海上豪杰各领风骚。他们活跃于山海之间，纠集武装力量，发展海上贸易，建立军事据点，来去自如。活动范围遍及闽粤海域、澎湖台湾，还到达日本和菲律宾、泰国、越南、柬埔寨等国家和地区。
他们的一举一动，牵动朝廷神经，令朝野震动，皇帝多次下诏征剿。明朝首辅张居正给弄得寝食不安，光对付林凤、林道乾两人，他就前后共有27封书信对相关官员谈及缉捕和处理。一代名将戚继光为立战功，大费周章。俞大猷则因征剿不力，丢了乌纱帽。
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他们有其局限之处，贪婪、血腥、屠戮，但其历史作用则可圈可点。
其一，海上豪杰撼动了明廷，特别是挑战了明朝延续200多年的海禁政策，为沿海百姓打开了另一处生存发展空间。同时，客观上推动了历史著名的“隆庆开关”的实施。
其二，客观上促成朝廷在南澳建立有效统治。自从明初开始，战略地位重要的南澳岛就是官府弃守的海外荒岛。
弃守南澳的后果很快就显现出来。这个靠近大陆又没有官府管辖的海岛，成为十五、十六世纪100多年间各种海上势力聚集活动的乐土，日本和东南亚各地的海商纷纷来到此地从事贸易，闽、广海商也以南澳作为私市贸易地点。因此，南澳成为东南沿海最著名的走私贸易中心。
嘉靖四十四年（1565），戚继光率军在南澳登陆，驱赶吴平的力量之后，朝廷并未马上在南澳建立有效统治。
正是林凤、林道乾等海上武装集团，经常以南澳岛这一战略要地为据点、为跳板，促使明朝廷最终下决心，设立南澳副总兵，派出部队长期驻扎海岛，从此开始了中央政权对南澳真正意义上的管治。明清两朝，先后有170余任总兵（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升设总兵）、副总兵赴任。民国伊始，1912年南澳正式设县。
其三，对外关系上，他们还有特殊的贡献。林凤曾率领船队在菲律宾痛击西班牙殖民者，还促成了历史上中国与西班牙的首次交往，西班牙也因之成为大航海时代继葡萄牙后第二个向中国派使臣的欧洲国家。
其四，在中国华侨史上，他们留下光辉的篇章，为海丝之路做出伟大的贡献。他们北上南下，纵横海疆。他们以英勇无畏敢生敢死的勇气，向遥远的地方进发拓殖，为100多年后诞生的红头船开辟航线，为过番的潮人打探落脚点，创立生活空间。
我们有理由相信，明代的林道乾、林凤、张琏，包括吴平等人，是中国人过番东南亚的先行者！
为何后来的潮汕先辈会选择移居新加坡、泰国等地，因为这条路线在明代中后期时林道乾、林凤们就已经铺垫好了。他们选择出海到东南亚扎根，是早期的华人华侨。同时，这一时期也形成了潮汕人出海路线。
几百年来，潮人们就这样沿着吴平、林凤、张琏、林道乾等人曾经走过的航路，别故乡，下南洋，奔四方。他们是潮人过番的先驱，是红头船的开路者，是侨乡的奠基人。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我们的海上丝绸之路，越走越长，越走越宽。
当然，他们又是悲催的人物，在历史留下诸多遗憾。
当林凤出海建立根据地扬威异域时，明朝政府竟然为了礼仪之邦面子派兵围剿，将大好的海域送给了虎视眈眈的殖民者。明朝中后期，正逢全球开始进入海权时代，西方列强在经略海洋中崛起,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当欧洲君主将海盗的开拓精神收为己用的时候，殖民主义在全球四处扩张、四处侵略，中国的皇帝却在围剿本土的海上势力。
吴平、林道乾、林凤、张琏等出走南洋，都无一例外受到明朝官兵追杀。当年，世界刚刚进入海权时代，假如统治者有西方统治者的胸襟和深谋远虑，对吴平、林道乾、林凤的远走南洋，采取另一种包容或支持做法，或许，中国社会不一样，或许改变了历史进程。
李宏新先生在《潮汕华侨史》中分析指出：相对于唐宋零星外出的情况，潮人的漂洋过海几乎贯穿了整个明代，滞留、侨寓、寄居海外者一直持续不断，以至到了明代中后期，在南洋出现潮人海上武装商贸集团建立的殖民据点。这些外出人口主要是商人以及海上武装商贸集团的成员……明代的移民，与前代开拓东南亚的潮人一样，为清代以后大量的成规模的移民潮奠定了基础。
题图制作：林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