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潮州商帮发展迅速，随着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政府对海洋贸易的弛禁，潮商的沿海贸易活动日益兴旺。潮州盛产糖，而苏州是江南经济重心和纺织业重镇，在潮苏两地贸易不断发展的同时，越来越多的潮商群聚苏州，其同乡组织的规模日益扩大。苏州是潮商最早立足的城市之一，他们在此建立的潮州会馆不间断地存在了近三百年，从清代一直延续到民国年代。这段时间也是苏州经济地位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苏州潮商在不同阶段的发展历程中，在商业贸易、同乡交往和应对战乱时局等方面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这些行动反映了潮州商帮的特质。本文以时间为线索，分别对清初潮州会馆的迁建，清末苏州潮勇滋扰问题以及民国时期苏沪两地潮商的互动进行论述，探究苏州潮商这一群体的兴衰历程。
康乾时期 潮商以一府之名立足苏州商界
苏州潮州会馆最初设在北濠，位于阊门外山塘桥西侧。同一时期这里还存在多个广东商人创建的会馆，分别是岭南会馆、宝安会馆和冈州会馆，由此可见北濠是旅苏广东商人的重要活动中心。虽然来自不同的府县，但“粤人团体坚固，对于同乡之维护，无所不至”。
按常理而言，身处广东同乡荟聚的北濠显然更有利于潮州商人联络乡谊，共谋商业发展。但康熙四十七年（1708）潮州会馆却选择向南搬迁到上塘街的义慈巷口。《（苏州）潮州会馆记》中说旧会馆“基址未广”，但并不能完全解释潮州会馆南迁的原因，潮商搬离北濠显然有更深层次的考量。
首先是区位优势。图片右上箭头处是旧潮州会馆所在的北濠，左下角箭头所指即为搬迁后的新潮州会馆。从清代苏州地方文献的记载来看，清代康乾时期上塘和南濠的商业区位优势相比北濠更为明显。尽管这几处地方皆为商贾云集之处，但上塘的商业更为繁荣。此外，苏州的布号大多集中在阊门外上、下塘一带。棉布正是旅苏潮商所贩运的主要货物，将会馆新址选在上塘，显然更有利于潮商的发展。
其次是对祀神场所的迫切需求。《潮州会馆记》中谈到会馆的功能是“迓神庥，联嘉会，襄义举，笃乡情”，将“迓神庥”摆在首位，可见旅苏潮州人对祭祀神明的重视。然而在北濠时，因“基址未广”，潮州人并没有一处像样的祀神场所。康熙四十七年（1708）五月，潮商“择地于阊门外五图义慈巷之西，经始其事。”天后宫的修建历时长达九年，直到康熙五十六年（1717）四月方才完全落成，雍正四年（1726）后又陆续建楼阁。“凡历三十七年而规模始备焉”。除了祭祀妈祖之外，苏州潮商还建立了关帝祠阁、观音阁和昌黎（韩愈）祠。祭祀神明除了祈求庇佑外，还有利用不同神明所代表的精神文化内涵引导同乡和睦相处、互相帮扶的目的。应当说在神明祭祀中蕴藏了潮州人的精神纲领，会馆围绕祭神所展开的聚会活动有助于提升苏州潮商的凝聚力。
当然，潮州会馆得以迁建的最大推动力还是旅苏潮商势力的不断壮大，使得他们有足够的资本建立一个规模宏大的会馆。新会馆的建设“前后共费赀四万有奇。”在70年的时间里，苏州潮商陆续购进了18处房屋作为祭业（一处在北京），总价达29644两。在正是在如此雄厚财力的支持下，旅苏潮州人已不再需要依赖聚居北濠的广东众商，而能够以一府之名独当一面，立足于苏州商界。
道咸年间 苏州潮商与江南潮勇互为依存
18世纪下半叶的苏州潮商不仅积累起可观的财富，还在乾隆帝南巡时两次恭迎圣驾，得到皇帝的赏赐，可以说是极尽辉煌。在19世纪60年代后，上海潮商通过与政府的合作垄断江南鸦片贸易，苏州也随之成为潮商重要的鸦片分销点，鸦片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进一步促进了苏州潮商财富的累积。不过，因两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以及太平天国运动和上海小刀会起义的相继而起，苏州局势陷入动荡，潮商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这一时期，在苏州活跃的除了潮州商贾之外，还有一个新的群体——潮勇。
潮勇是清政府与地方士绅雇佣的潮州籍乡勇，虽然其名声不如湘军、淮军显赫，但也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太平天国挥师东进攻克南京后，江南成为清军与太平军激烈交锋的主战场，大批潮勇也随之而来。他们在江南各地多次参与战斗，屡立战功。许多潮勇并非清廷招募，而是潮商为贸易和自保而雇佣的，所谓“（潮勇）本系苏省潮馆董事招募防堵。嗣因镇江吃紧，派来助剿，因其节次打仗尚好，增募渐多，此端既开，去年以来，潮勇邃纷纷来营投募”。在江南战事频仍，动乱不休的情况下，雇募潮勇成为苏州潮商自保的一种手段。
清军中管带潮勇的将领有不少潮州人，其中不乏有名望的商贾。比如刘廷锳，他来自潮阳县，曾在苏州经商，后来又赴沪担任上海潮州会馆董事。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苏抚知君名，檄君帅潮勇”，刘廷锳奉命率领潮勇参加战斗，多次以寡敌众击败太平军。与刘廷锳经历相似的还有另一位上海潮州会馆董事郭文志，他也曾招募江南潮勇，带兵参战。
潮勇虽作战勇猛，但同时“性多犷悍，往往滋事扰民，且每月口粮较他尤多靡费”，令清廷感到难以约束。因此，清廷有意利用潮商与潮勇的关系，因势利导约束潮勇。官府要求潮商对其所雇佣的潮勇严加管束，“由会馆董事于防堵案内，捐给口食，督令巡查。”但在江南战乱未定、兵员紧缺的情况下，清廷仍然不得不雇募潮勇冲锋陷阵，苏州潮商也需要依赖这些同乡兵勇自保。
清末民初 经济重心转移苏沪潮商此消彼长
《南京条约》的签订结束了中国与西方海上贸易“一口通商”的时代，上海开埠后迅速崛起为重要港口。许多潮商也将经营重心转移到上海，苏州潮商的势力大不如前。进入20世纪，苏州呈现出“市面萧条，百物昂贵，年甚一年”的景象，糟糕的经济情况使得苏州潮商的经营日益艰难。至于苏州潮州会馆那些祭业房产，则有不少因缺乏维护而日渐倾坏，1923年会馆董事郭奋之写信给上海潮商说“会馆内五月间围墙被恶风吹倒数丈，并马路口各房亦损”。而且由于“会馆所入不敷”，请求同乡拨款修葺。苏州潮州会馆的萧条可见一斑。
苏州和上海的潮商一直往来甚密。上海潮州会馆始建于乾隆二十四年（1759），比苏州潮州会馆晚了约半个世纪。在上海开埠以前，上海潮商的势力不及苏州潮商。上海开埠后，随着江南经济重心由苏州向上海转移，越来越多的潮商来到上海，其资本也日益雄厚。苏沪潮商势力的消长使得两地同乡组织的地位悄然发生了变化，苏州潮商逐渐依附于他们的上海同乡。上海潮商经常在经济上帮助苏州潮商，但这种援助不是无条件的，前者对后者的管控不断增强，苏会馆的活动越来越受制于沪会馆。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人事任用上，沪会馆有权过问苏会馆的董事选举，会馆印章也一度由沪会馆保管；经费使用上，苏会馆的收支明细须向沪会馆汇报；祭产管理上，苏会馆也完全没有自主权。沪会馆甚至一度提出要 “苏申合并”，将苏会馆并入沪会馆。不过在旅苏潮州人的反对下，“苏申合并”最终没有实现，苏会馆依然保持了其独立性。
抗日战争中苏州沦陷后，苏州潮商的产业遭到严重破坏，但他们在苏州建立的同乡组织并没有就此断绝。抗战胜利后，潮州人鉴于“先贤创业艰难，岂容后辈废弃”开始聚集同乡，商讨组建潮州旅苏同乡会。1947年4月30日下午二时，他们在干将坊一三五号广东同乡会的地址上召开了潮州旅苏同乡会成立大会，时任苏州中国银行行长的郑宗国被选为理事长。
尽管苏州潮商的同乡组织形式从会馆转变为同乡会，但更多的只是名称上追随时代变化进行更新，其性质并没有发生太大改变，日常活动也依旧围绕着原来的潮州会馆开展。1949年5月上海解放，8月上海潮州会馆召开会议，会上“苏州潮州会馆代表交来所有契据。”新中国成立后，潮州旅苏同乡会和其他社会团体一样，接受了人民政府的整顿、改造和接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