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潮阳馆塾中有一位名儒李郁，县志载“处士”，人称“理学儒宗”。他的一生，充满传奇。当馆塾先生，当乡“约正”，古稀之年率乡勇出战。家境清贫，却赈饥济困。从小刻苦自学，潜心攻研理学，通经学，倡导明经，十八岁课馆授徒，时间长达五十七年。以“正心诚意，致知力行”为宗旨，身教言传为学子楷模，文名擅于郡邑。知县赠以冠带、匾额，征名儒，俱不受，志当隐逸之士。
万历三十一年（1603），乡遭贼寇入侵，李郁与父藏于山寨草丛中，被贼劫持，贼欲杀其父，李郁将脖子架在刀下说：“我死无憾，愿勿惊我父。”寇茫然无措，为之所动，赦宥而赠银以压惊，实为罕见。村民赞其胆识孝道，称“德门先生”。崇祯七年（1634），沿海寇犯猖獗，时常劫掠村寨，至凤山寨闻“德门先生”之名绕道而行。
万历四十六年（1618），八月大飓风夹海啸，道中淹溺饿死者众，李郁置棺安葬，事记“朱令碑”，路人啧啧称颂。崇祯元年（1628），归家途中遇饥民，遂将馆塾收入股资，赈济灾民。本来束脩微薄，养家糊口尚且艰难，而他却不计有无，慷慨解囊。康熙《潮阳县志》载：“至若还金施赈不贵其报，其仁质义间更为乡人所重。”富贵身外物，功名如浮云，隐士逸志也。疏财仗义，赈贫济乏，善行也！
明朝天启四年（1624）秋，从揭阳馆塾回家路上，途经池塘，拾得一个破旧包裹，里边有白银二两及卖子契约。知是穷人所失，守候于路旁至夕阳西坠，才见失子回寻，问明情况后，原物捧还。失子拿出一半银子酬谢，李郁说：“我若贪图银子，何必在此等你到来认领？”失子问起姓名，随答“舍全”。意为半个人情而已，何必认真，文人风趣也。拾金不昧，俯仰无愧，亮节也！
顺治三年（1646），山贼四起，乡民推主寨事。十月四日，虎山土寇陈拔五，率大队人马围攻山寨，李郁派乡勇前往揭阳桃山守备黄元享求援，黄率兵途经门辟关，遭遇土寇四面伏击，激战而死。李郁率乡勇置之死地而后生，寇不敌而溃撤。邻乡进入凤山寨寻求庇护者无数，挤满巷道，皆妥善安置。十月五日，土寇陈拔五、黄亮采、李芳，三队人马围攻县城，知县徐以暹派人求援。七十六岁的李郁率乡勇赴援，突破城北，寇土崩瓦解。十月二十八日，总督佟养甲带兵围剿虎山土寇，又率乡勇为前部协助作战，摧毁寇巢。知县、总督为他请功，皆力辞。秀才带兵，也是勇将，奇谈也！
李郁尊崇儒学，以儒家思想为基本内容，倡导朱熹的“理学”观念，提出“正心诚意，致知力行”的教育宗旨，认为“正心诚意”就是学习者必须保持内心的正直和公正，不受外界干扰和诱惑，即端正学习心态。保持真诚和诚恳，做到不欺骗别人，也不欺骗自己。学习是一种个性心理活动过程，一切都须发自内心的真实，这样才能使自己心满意足。李郁提倡“致知力行”的学习方法，知是知识，行是实践，学习的过程是由未知未能，到求知求能，再进而由已知已能，到行之不已的过程。强调学与习必须兼顾，知与行应该统一，这种儒家的教育理念，对清初潮汕地区的教育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对后世产生积极的影响。
吴颖在顺治十五年（1658），外放补授潮州府知府，纂修《潮州府志》时，被其高风亮节所感动，撰《李赠公传》列其传于府志。曰：“余辑潮志，闻先生之风，为之忻然，而窃附于执鞭之慕也。”“潮士盖自昌黎之延天水先生，以至于今矣。天水先生非行其教于乡校者耶。然而百世师之若李先生，殆亦其流亚欤。”将他与韩愈、赵德等人相提并论，可见评价之高。潮州府知府宋征璧赞曰：“惟公道隆千古，风高百世。”保和殿大学士魏裔介爰志其墓铭《崇祀郡邑乡贤李启文先生墓志铭》曰：“一取一予，义不苟。一经一权，名不朽。孝德理学高泰斗，爼豆学宫理宜有。”这些评价，是以阐释李郁行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