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民族之根，铸文化之魂。一部华侨史，也是潮汕文化、华侨文化的发展史。百年来，无数潮汕先民乘坐红头船远渡重洋，出海谋生，一封封“银信合一”的侨批又伴随着海外游子的家国之情漂洋过海，重回故里。潮侨在汕头留下了厚重的历史印记，形成了浓墨重彩的侨乡文化与潮侨精神，更是成为连接华侨华人与家乡的重要纽带。
侨批不仅是一张张饱含血泪的家书，还是当时的一种汇款凭证。20世纪20年代，华侨在寄银时，还会习惯写上“光银”或“光洋”，如果只写“大银XX元”，批局也会在上面盖一枚圆型红色文字章，文字便是“光洋”或“光银”，以示批局对侨胞的承诺。在1948年8、9月间寄回潮汕的批信，因新的货币名称尚不知道，海外华侨便在批封上写“外附新币XX元”，批局再盖上“金圆券”红色文字章。
不同时期的侨批除了出现不同的货币名称外，有时在货币名称的前面还会出现一些前缀词，如银元时代的侨批，有“光银”“光洋”等，显然与“龙银”“鹰银”有不同含义。“龙银”是指1890年前后由清政府铸造的银元，因银元上有大龙图案而得名；“鹰银”则是指鸦片战争后，大量洋银元流入我国沿海各地中一种由墨西哥铸造的银元，因银元上有其国徽图案——一只站鹰而得名。那“光银”“光洋”又是指什么银元呢？
原来，所有银元，无论是龙银还是鹰银，在流通一段时间后，因受磨擦、敲打，重量均会有一定的磨损。“光银”“光洋”即是指新的龙银或新的鹰银（又称“洋银”）。
不论何种银元，新银元重量足，外观新鲜，总是被人喜爱。当时一些批局便会以分发新银元作为承诺以招徕寄客。如新加坡华侨张鸿谦寄潮安侨批，批封正面左上方，盖有一方红色印记：“实叻曾广源号，本局自壬辰年（即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概分光板龙银谨启”。
20世纪20年代，华侨在寄银时，还会习惯写上“光银”或“光洋”，如“外寄光洋XX元”，或“外付光银XX元”，如果只写“大银XX元”，批局也会在上面盖一枚圆型红色文字章，文字便是“光洋”或“光银”，以示批局对侨胞的承诺。
有趣的是，个别批局还会用潮语方言来作宣传。如新加坡万裕祥批局的宣传语是：“本局银信到塘/分派雅银龙银/万裕祥号谨启”。“雅”在潮语中，除了“高雅”、“美观”“美”等意思外，还有“新”“光鲜”等意思。这里的“雅”，便是“新”“光吉”“光鲜”的意思。
如果说，侨批封上出现“光银”“光洋”字样是指崭新的银元，那么，“新币”又是什么意思呢？
1942年，汪精卫伪政权的中央储备银行在汕头创设分行，并发行储备券（也叫新国币、新币），强制在沦陷区流通，并规定，国币2元只当储备券1元。其时，华侨从国外寄回潮汕沦陷区的国币批款，每寄百元，立时就只剩下50元。之后，储备券随着日寇在华战势日衰而每况愈下，到了1945年，变成每4元储备券兑1元国币。日本投降后，更是一落千丈，时民国政府规定，储备券禁止流通，限定向中央银行兑换，每200元储备券换1元国币，时1元国币实际已失交易价值。故储备券也被潮汕民间戏称为“途死纸”。
左上图侨批寄批人谢瑞雄，收批人谢世杰。此批是用批局预印好的格式化批笺填写的，左上角印“外付新币”四个字。批笺上盖有“中华民国卅三”（即1944年）和“西洋/彩成领银/须带老批”两款红色文字戳记。
为了遏制法币的恶性膨胀，扭转崩溃的国民经济，1948年8月19日，民国政府通过由翁文灝、王云五提出的货币改革方案，再次实行币制改革，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废除法币、关金券和流通券，以金元为本位，发行金圆券。金圆券由中央银行独家发行，发行总额20亿元。金圆券每元折法币300万元，禁止私人持有黄金、白银、外汇并限令于同年9月30日前由政府收兑为金圆券，全国物价冻结在8月19日水平。
在1948年8、9月间寄回潮汕的批信，因海外华侨只知道法币快不行了，新的货币，名称尚不知道，便在批封上写“外附新币XX元”。批局收到华侨的批信后，便在“新币”旁边盖上“金圆券”红色文字章。
1955年3月1日，新版人民币代替了旧版人民币，1元新人民币相当于1万元旧人民币，港币对新人民币的比率只是按比例缩小，即由即时外汇比价1：4270变成1：0.427。为了不让侨户产生误会，银行便在侨批上盖上“新人民币”，或“新币”“新”等字样，并在下面写明折算后的新人民币金额。如左下图，这件侨批便是新人民币首日结汇的侨批。该批于1955年2月28日到达汕头，批封背面盖汕头当日到达日戳，第二天即是1955年3月1日，汕头中国银行按新人民币结汇，盖同日结汇章，并在批封正面左上角盖“新币”两字。
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无论货币如何流转，不变的是在外游子浓浓的乡情与亲情。
本文图片取自曾旭波著《潮汕侨批业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