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园湮没，堤围溃决，人畜漂流，船筏荡析，衣履系于树杪，轮船溘于山上。”1922年8月2日，一场超强台风席卷整个潮汕地区，造成潮汕各县市数万百姓罹难，上面是饶宗颐编纂的《潮州志》描述的这场风灾之惨烈情状。这场“八二风灾”后来被气象界列为20世纪中国十大气象灾难之首。
1860年汕头开埠后，更多潮人“过番”谋生。潮人特别是潮商在海内外各聚居地，大多建立了同乡社团。当家乡的特大灾情，通过电函陆续送达各地潮人社团，一场场赈灾活动旋即如潮水般奔涌而来。事实上，潮人“过番”的历程不仅见证了族群坚韧不拔的生存智慧，更铸就了跨越山海、心系桑梓的深厚情怀，每当家乡遭遇挑战，无论是肆虐的风灾，还是其他任何形式的困境，这股力量便如同不息的潮汐，一次次涌向需要帮助的地方。这样的义举，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成为了潮人文化中一抹亮丽的色彩。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无论距离多么遥远，那份对家乡的深情厚谊，那份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的勇气与担当，都将永远被铭记。
灾情面前，潮商和侨胞成为赈灾经济主力
据国际气象资料记载，1922年太平洋台风季第五号台风，在7月27日生成之后，于8月2日夜间在汕头至澄海一带沿海登陆。当时洋人管理的汕头气象台向海上船只发出的一份气象电文显示，台风登陆时中心气压约为920.76百帕，相当于16级以上台风级别。而8级以上大风，从2日晚上9时一直维持到4日上午9时。
灾后，据《潮州志》统计，潮汕各县市因灾死亡34500多人，饶宗颐形容灾区“庐舍成墟、尸骸遍野”。事实上，《潮州志》刊行于1949年，距离灾难已过去20多年，史料多搜集自前人的记载。我国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后来考证，超过8万人在此次风灾中丧生，更多的人无家可归流离失所。而早在1922年8、9月间，国内主要报纸《申报》、《民国日报》等对潮汕风灾均作了连续且深入的报道。字里行间可以窥见，作为新兴港口城市的汕头，当时陷入停水停电，码头停摆、道路阻塞，居民“无物以为食、无屋以庇身”的境地。
当时，国内正处于军阀割据分裂状态。但在严重的灾情面前，北洋军阀控制的中央政府不得不象征性地拨款5万银元赈灾，但直到当年12月间才派出专员赖国禧视察慰问潮汕灾区。而在广东，原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已于当年6月背叛孙中山，武力控制了广东。灾后陈炯明也仅致电汕头市政厅，号召各界竭力筹赈、普救难民，并下令紧急拨款6万，再没有更多有效救灾措施。在这种情况下，广东省政府辖下的潮梅善后处、汕头市政厅，会同汕头市总商会，迅速成立“汕头赈灾善后办事处”，首先开展抢险自救工作，随后又将灾情调查报告书刊印发行到海内外。风雨无情人有情，潮汕各地的善堂机构，在抢险救灾过程中始终冲在最前线，成为农村灾区最重要的义工力量。家乡有难，八方来援，全国各地潮商和海外华侨，无论群体还是个人，始终与家乡人民患难与共，纷纷慷慨解囊，为本次赈灾提供强大经济后盾，这是“八二风灾”赈灾中所展现出来的最鲜明的特点。
纷纷解囊，侨胞支援如同潮水奔涌
据相关史料记载，香港各界同胞先后捐献60万多港币和多批大米、衣物，运往家乡。港内团体“旅港潮州八邑商会”“香港华商总会”“香港东华医院”以及“越南赈灾团”四团体，亦组设专门“筹赈潮汕风灾办事处”，并推举商会董事王少瑜为总代表率领赈灾团前往救灾。
海外潮侨也纷纷参与家乡救灾，以暹罗(泰国)、新加坡的潮侨表现最为突出。暹罗的潮人社团——暹罗中华总商会，是当时东南亚地区较为活跃的华侨社团之一。在详细了解家乡的灾情之后，商会领导人高学修、廖葆珊、郑子彬等人星夜商议救灾事宜，并决定由廖葆珊进宫拜见暹罗国王，陈述潮汕灾情，争取泰国政府的帮助。
廖葆珊清朝末年旅居泰国，原籍澄海区上华镇横陇村。因经商有道，他为泰国洛坤王所信任。他长期在暹罗中华总商会担任要职，并在第9届当选为商会主席，成为当时泰国著名侨领之一。据廖葆珊的外孙女陈梦兰在2012年接受采访时谈到，其外公向暹罗国王讲述潮汕灾情后，国王深表同情，当即拨款5000泰铢和一批大米用于赈济，此事引起很大反响，泰国华人也纷纷慷慨解囊支援祖国。同时，廖葆珊等人迅速成立“暹罗潮州台风海潮赈灾会”，向社会募捐到善款25万余泰铢，并公推许少锋率“暹罗赈灾团”驻汕。他们也是最早抵达汕头赈灾的境外潮人善团。
在新加坡，由潮侨参与领导的新加坡商会在接到报灾电报后，即迅速成立“筹赈潮灾办事处”商议救助事宜。该处决定先拨汇汕银1万元助赈，然后陆续筹备赈款。他们举行义演筹款，早年新加坡同盟会的领导人之一、侨领林义顺，亲任新加坡筹赈潮汕风灾会总理，随后来汕慰问。新加坡中华总商会又捐资在潮汕各地设立了多处义冢。如今位于汕头龙湖区周厝塭义冢的石碑上，就记载了新加坡华侨的赈灾义举。
此外，各地华侨个人也为此次风灾纷纷解囊，自动向廖正兴(祖籍潮安)、李伟南（祖籍澄海）等主持的四海通银行汇寄赈灾款，为数总共不下20万元。
“养”“教”兼施，突破传统救援形式
从本质上说，真正意义上的灾荒救助分为“临时救济”与“善后”两个层次。“八二风灾”的救灾活动，从一开始就依照救急与善后两个方面进行。以当时受灾区的教育为例来说，澄海中学受灾严重，韩山师院也未免于难，尽管困难重重，在海外华侨的热心救助下，灾区的教育并没有因此次风灾而中断。如果说传统赈灾“重养轻教”，通常极少顾及灾后教育事业的发展，那么“八二风灾”的赈灾活动突破了这一点，可谓是“养”“教”兼施。
据史料记载，当时包括侨胞在内的有识之士均认为，灾后之教育，“已陷于不幸中矣”，故此次受灾“物质之破产已可怜，精神之破产，更可哀也。”现存于澄海中学有两块记载了“八二风灾”汕头地区的受灾情况及灾后社会各界救灾事迹的石碑，从碑文中可以看到，当时海外侨胞对救灾非常热心，除了赈济衣食外，还捐资19万余元用于修建医院、避难所、敬老院、孤儿院等。
又有灾区溃决堤围的修建，各赈灾团体都给予了极大的重视，上海筹赈风灾善后即拨款5万1千元用于各地善后修堤；又如香港八邑商会联合各慈善团体开凿珠池肚避风港，避免“八二风灾”中“轮船多覆灭”的惨剧再次发生；再如防风楼的建造，为减轻家乡台风灾害的袭击，海外潮人筹资在澄海县外砂捐款建造“风台楼”4座，“俾有灾时，得所躲避，不致坐而待毙”，“平时以该屋为校舍，办公益之事业，有事时，则任人入内躲避，冀保安全。”
来自香港和东南亚各国的若干赈灾团体，除了紧急开展救死扶伤、安置灾民工作之外，在此后数年间还帮助潮汕沿海各地设立义冢，修复堤围，建设学校、医院、避难所等等基础设施，使潮汕灾区在灾后得以较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从档案史料看华侨赈灾往事
2022年8月2日，一场专题学术研讨会在澄海樟林举行。会上，潮汕学者们交流了多方搜集到的有关“八二风灾”灾情与赈灾历程的档案和史料，得以让我们管中窥豹，了解到部分华侨赈灾的往事和感人细节。
澄海区博物馆馆长蔡文胜表示，在做有关“八二风灾”碑刻的资料搜集过程中，发现当时在救灾工作中起到比较大作用的，其实很多的都是民间力量。特别是当时的商会，一些海外的民间组织。2013年，澄海中学在改造施工过程中，出土了两方刻于上世纪20年代的石碑。从碑文可知，“八二风灾”后半年间，仅澄海一县，就收到海内外各善团捐款共计19万余元。
蟹爷家族善行传遍樟林
澄海樟林是“八二风灾”的重灾区之一。年过七旬的老街坊江泽楷，手头保存有一本《澄海樟林八二风灾特刊》，这是他的外公珍藏下来的，有一百年历史。据特刊记载，在当时樟林乡三万多人口中，有名有姓的风灾遇难者就达1429人。里面还有密密麻麻的捐款芳名，其中大部分都是侨胞侨眷。
据江泽楷介绍，当时樟林捐钱最多的就是蟹爷的小儿子一家，捐了900元。蟹爷这个小儿子叫做郑孝三爷，夫妇在新加坡开了间银行叫做郑顺福成。关于蟹爷家族的传奇故事，至今在樟林一带流传甚广。
蟹爷原名郑瑞勋，清末在樟林搭乘红头船到暹罗谋生，从白手起家到富甲一方。事业有成之后，他在海外真诚相助侨胞，热心慈善事业，并将慈善的种子播撒到家乡。蟹爷在头冲创建了一个乡村。把房子打造得就跟现在的商品楼一样，落落一样，巷子条条一样大，四人以上分一落房子，一人两亩田，召集同宗所有人去那里发展。
然而，风灾中，濒临出海口的头冲村堤坝被毁，房屋基本倒塌无存。据事后统计，原本千余人的村子，死难者高达848人。那时，头冲村的主事者，已经是蟹爷的孙子郑奕銮，字国南，人称“国南爷”。风灾后的第二天，家住樟林埠、躲过一劫的郑奕銮，立即动员所有人投入救灾。他主持救灾公会，第一时间就建了两排临时的救灾棚寮。当时是棚寮，一段时间后就盖了瓦房，让这些灾民过上正常的日子。如今在村落一角，仍保留着若干座有着近百年历史的砖瓦房。
普通侨民倾其所有赈灾
“听我爷爷说，以前华侨赈灾团在海外各个国家募捐的时候，很多当地华侨本身生活并不富裕，甚至很多都是做苦力的，在码头当搬运工。”潮汕文史研究者、周厝塭社区居民陈玩真回忆道，然而在家乡有难时，他们把身上所有的钱币都掏出来，到最后是连身上的上衣都脱下来放到募捐箱里去，倾其所有帮助潮汕度过这样一次灾难。
无独有偶，澄海基层的文化工作者对澄华街道下窖社区一座古庙进行考察时，在“八二风灾”后捐建的庙宇的芳名碑上，也发现了普通侨胞的名字。碑记中有一个名字叫李崇壮，他是现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李志贤的爷爷，捐了1.2银元。李志贤说当时他爷爷是刚刚到新加坡打工，虽然钱不多，但是对家乡这种反哺是真心实意的。
“存以甘棠”碑念恩情
在汕头、潮州沿海各区县，相继发现了若干处记载当年海外各赈灾善团捐资助修堤围、疏浚河道的碑刻。澄海区隆都镇前埔村韩江堤围上伫立有两块石碑，分别记载了1923年和1928年，暹罗侨胞先后捐资修复两段堤围的事迹。其中一块碑还引经据典，刻上“存以甘棠”作为碑名。
据汕头市华侨历史学会会员吴沛锋介绍，“存以甘棠”出自于《千字文》的“存以甘棠 去而益咏”。它讲述的是周朝周召公在甘棠树下理政，为百姓谋福祉。后来百姓在甘棠树下怀念周召公的仁政。因此，后人再见“存以甘棠”碑，也会深深地怀念并感恩华侨当年为故乡赈灾所做的贡献。
还有一块碑刻，上面记载了1922年，旅泰侨胞推举许少锋为代表，成立暹罗赈灾团，并带25万泰铢来潮汕赈灾，而修复堤围仅仅是其中一项善后工作。许少锋不仅带着（暹罗）赈灾团投入赈灾，在救助中，也是他祖籍前埔村出资最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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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有两座“八二风灾”纪念亭
潮学研究专家曾旭波曾著文提到，汕头埠先后有两座“八二风灾”纪念亭。为表彰暹罗华侨的赈济义举，1931年，汕头市政府择地韩堤路迴澜江边建造了一座名“暹罗华侨赈灾纪念亭”。亭为六角，中间原立有石碑，镌刻着赈灾团代表许少峰撰写的碑文以及捐款者芳名。由于年久失修，亭中石碑被损，1987年有关部门对该亭进行重修，并改名为“丰哉亭”，所谓“ 丰哉”，潮音与“风灾”相谐。亭匾“丰哉亭”三字由旅暹华侨实业家、首任汕头民政长高绳芝之子高煜所题。
曾旭波表示，当年在汕头埠其实还有一座纪念“八二风灾”的纪念亭，该亭高约一丈，亦为六角亭。亭四周立有“越南赈助八二风灾芳名碑”，建于1926年。当风灾发生后，香港潮州八邑会馆、东华医院、华商总会等便率先捐出大米600包及药材、盖篷等赈灾物资，推举王少瑜为总代表偕同人运到汕头施赈。越南潮籍侨胞更是先后捐资60余万元，其善举并不亚于旅暹潮侨。该芳名碑碑文由王少瑜所撰，原位于镇平路旅港潮州八邑商会附设汕头义务小学校面前操埕。遗憾的是，此亭此碑后来被毁而消失了，至今只留下一些文字记载，没有图片。
本报记者 陈珊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