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趣

　　■ 厚 圃

　　我这个人比较随性，对人生没有太多规划，更没有过于明确的目标，总是走一步算一步，其实也就是安于现状，没有勇气去挑战高难度的东西，说到底，还是怕吃苦，却偏偏要找个文绉绉的理由：“没兴趣”。按照我的歪理，人生本来就苦多乐少，对于碌碌度日的普通人尤甚，倘若能够找到一两个有益于身心的爱好，至少可以冲淡生活中的沉闷，生发某种激情，确是不可多得的幸福。

　　人到中年，总觉得小时候所接触的事物最可怀恋。捕鱼喂鸟，栽花养草，还有那个时代孩子们所玩过的各种游戏，我几乎没有一样落下的。改革开放初期，农民们养起了长毛兔、福寿螺、鹌鹑、蜜蜂、鱼虾等等，梦想着发家致富，我也都一一养过，只不过是为了排遣寂寞。此外，我还有一些别的爱好，不见得人人都能喜欢。

　　鄙乡樟林，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习武之风尤炽，所使拳法多属南拳支脉。也有传说福建南少林被清廷焚毁后，有武僧避祸于省尾国角的樟林，以开跌打铺为生，顺带收徒授艺，使武术之花竞相开放。我少时体弱，父母命我向其友人眯兄学武，以强筋健骨，也可防身不受欺凌。我白天上课，晚上练拳，很快就沉迷进去，学习成绩一降再降。一年之后，我父母见形势不妙，只好匆匆结束了我的习武生涯。后来眯兄发迹，成为红木家私城的老板，而我却只能将兴趣转移到画武打“连环画”上来，以寄托锄强扶弱的侠义理想。我的武术梦一直延续到大学时期，体育课选修的是刀术，成天练着“缠头裹脑”，被同学戏称为“耍大刀”。我的发小林修强比我早到深圳工作，看到有关八卦拳、形意拳之类的书籍便买下来寄给我。现在我虽已不练拳脚，但少年时代所怀抱的侠义理想迄今未变。

　　这些年，我能从小时候坚持下来的业余爱好，大概也只有画画和写文章了。我打小就喜欢涂鸦，尤其爱画小人书。我最小的姨妈在印刷厂上班，所以从不为纸张犯愁。我至今仍然记得我那当医生的外婆，坐在桌子的一边开处方，然后拉上帘子给病人做针灸，我则坐在另一边画画，等父母下班过来接我回家。那些病人为了讨好外婆，一个劲地夸我画得好，这或许就是我爱上画画的原动力吧。念小学，画小人书占用了我大部分的业余时间。按照武侠小说武打电影的套路，我往小人书里注入了各种情节，一切关乎爱恨情仇。记得我虚构一个侠客叫黄天朗，出现在魏忠贤专断国政的明末，除暴安良，劫富济贫。小伙伴们很爱看，他们像追剧那样关心着情节的走向，人物的命运。既然有“读者”喜欢，作者自然更加卖力。不过我父亲很反对我画小人书，他觉得画得再多也不会进步，就把我送到乡人陈显达老人那儿去学国画。

　　老先生与他的儿子一家住在两三间又旧又矮的平房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他那时也才六十出头，却显得异常苍老，背也驼了，行动也迟缓，说两句话就要咳一下。我隔三岔五到他那儿去。老先生在天井摆一张小方桌，铺开宣纸，让我对着一本自制的画册临摹。画册里既有他亲手画下的花鸟虫鱼，也有从报纸、杂志上剪下的图片。指导我时，他就会戴上黑框老花镜，拿起我的习作端详，然后轻声细语地告诉我哪儿画得好，哪儿画得不好，什么是勾勒，什么是晕染，什么又是点苔，该在何处落款钤章等等。有时候，他会替我补上几笔，画面一下变得鲜活起来，挺像那么回事。

　　我跟老先生学了一年多，又停下来了，可能是他生病了，也可能是我的学业比较紧张，记不清了。临别时，他将那本珍爱的画册送给我。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原来当过老师，那本册子应该是他课徒的画稿，更让我惊讶的是，他还是个革命者，在香港期间曾以“阿琦”的笔名，在中共机关刊物《群众周刊》发表漫画宣传革命……1949年后他回到家乡，命运多舛，据熟悉他的人回忆，1986年4月，老人终于等到省里有关部门的通知，要求他填写个人简历等情况后到县文联上班，遗憾的是，填表后没多久就突然去世。

　　我后来大学念的是艺术设计，离绘画也不远，再后来又重新拿起画笔画起国画，不过遣兴而已，有朋友邀我参加画展，也是为了跟别人多一些交流。

　　除了画画，我平时也爱写点文章，追根溯源，可能是读多了别人的好书，受到影响，也可能是在我画小人书期间，于无意中训练出编故事的能力，兴趣也随之萌发。不过刚开始总是遭到退稿，退稿，也不气馁，毕竟想说的话已经写下来了。有些文章总算得到发表，又有点害臊，便起了个笔名，这么一来，即便是熟人也跟我对不上号。再后来接受报纸采访，上了大头像，也就无处遁形了……

　　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家庭环境是比较宽松自由的，父母能够重视我们兄妹仨的兴趣，也尊重我们在学业上的选择，所以后来发展得都比较顺利，也难怪圣贤早有妙言：“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话虽浅显，至理存焉。如今我也尽可能不去干预女儿学业上的决定。她大学学的是心理学和艺术史双专业，读研时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很简单，你对哪一个更感兴趣就去念那一个。艺学之事，道阻且长，唯有热爱，方可抵御岁月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