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中国的陶瓷业呈低迷不振、全面衰退之势，其主要表现在：一是官窑败落，窑工散落民间。以前民间不允许制造御器，到民国时期已可随便烧造，以致仿造成风，甚至连唐、宋、元、明、清的款式都仿。二是外国在中国学到的制瓷技术，正在那时发扬光大。特别是邻国日本的制瓷技术，已超过国内水平。故而，我国的陶瓷日渐呈萎缩之势。潮属的窑口，大多已经衰败。潮州府城笔架山一带的窑早已停烧。潮阳、揭阳、澄海、普宁、南澳的旧窑口和惠来县的东溪窑山和北溪窑山也已废弃。这些窑口因地处偏僻，以致近现代也少有人知晓。就潮瓷而言，就只剩下枫溪和大埔县高坡（包括饶平九村）。潮安县城外的枫溪，到了民国时期，还是有不少窑口在运作，但已大不如前。
枫溪瓷窑由盛转衰瓷厂仅剩百余家
“枫溪在潮安的西面，距潮安8里，面积不大，纵横只十余里，居民万余人。其中，以吴姓占四千余人，余姓千余人，柯姓数百人，其余为姚、程、郑、陆等杂姓”。“枫溪是一个产瓷的手工业区域，居民除少数务农及出洋外，皆以陶瓷为业。我们从初具都市模型的汕头，跑到这淳朴古老的旧乡村，恍如隔了一个世纪。房子是低的，街巷狭小而弯曲。满生青苔的墙上，嵌着碎瓷和瓦瓷。摆卖陶瓷的铺子，疏疏落落地涌现在眼帘。几个挑卖瓷器的小贩，吃力地在穿街过巷。这就是我们所见的枫溪。” 这是1934年夏，汕头《星华日报》记者笔下的枫溪瓷都。
枫溪陶瓷产于何时，已不得而知。但有史可考的是，明清时期枫溪的陶瓷工业已是十分繁盛。当时，枫溪附近的长尾、凤塘、湖下、林板、角树、人家前、为子关、锦山、梅林等村落的“全村人士，几从于陶瓷之制造业”。最盛时，厂家达数百家之多，并设立枫溪陶瓷业公会组织，每年销售量达百余万元。到了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陶瓷业厂家只剩下100余家，每年销量只有五六十万元，陶瓷业公会也已停止活动。较成规模的陶瓷厂只有以下四家：
一是“陆荣利”号。创办于1873年。起初制造陶器，1912年以后才“添造白瓷”，独资经营，资本2000元，雇有男工人30名、女工人8名、童工5名。自造有烧制幼瓷的窑一座，余与他家合用。每年产量2万元。工人每年平均生产额465元，人平均年工资188元。
二是“佘如合”号，创办于1902年，并在枫溪最先仿制“幼瓷”。独资经营，资本2500元。雇有男工人42名、女工人4名、童工4名，共50名。自造烧制幼瓷的窑一座，余与他家共用。每年出产3万元。工人每年人均生产额600元，人均年工资140元。
三是“陶真玉”号。创办于1901年。独资，资本2000元。雇有男工人25名、女工人6名，共31名。租赁窑一座。年产量1万元。工人年人均生产额323元，工人年人均工资161元。
四是“吴任合”号。创办于1921年，自始即生产幼瓷。小型瓷厂，独资800元。雇有男工人20名、女工人5名、童工5名，共30名。自造有瓷窑一所并与别的厂家共用。工人年人均产值433元，年人均工资143元。
这四家瓷厂，生产状况大多不如前。据1934年统计，其中有2家产量只有上一年的二成，一家减存八成，而只有“吴任合”号比前一年增产数千元。
民国时期的枫溪瓷厂，纯属手工制作。在工作坊里，他们是如何管理、如何运作的呢？据当年报社采访的资料，瓷厂内设有施理、司账、司库、交际、监督、工程计划、绘画引导、书画编辑、彩蓝主任、刷花主任、中西书法主任、制型主任各1人，另有贩卖、制型、制巧小瓷、制耐火瓷、绘画、刷花、烧小窑、书法、彩蓝、制釉、总务工、小工、打塗男工、打塗女工、舂釉女工、印细缶女工、磨颜料女工、骑缶、开缶、挑缶、烧缶等工种工人各若干人。从这些林林总总的名目中可以看出，枫溪陶瓷手工作坊中，管理层十分精简，绝大部分人力都放在陶瓷制作的各个工序中，工种中设有中西书法主任，可见其产品是外向型的。
手工制瓷用缶车制作圆形器物
枫溪瓷窑的起源，大概与其便利的交通条件有关。地处潮州城之西南的枫溪，“陆有潮汕铁路，北达潮州，南通汕头，水路有三利溪直通汕揭等处，往来其便。” 取用原料得天独厚，制瓷所用的主料瓷土，俗称“白涂”，主要来自飞天燕、黄田山和白水岩一带。飞天燕等地在距离潮城10余里的荣意区（意溪、文祠一带）属内。又一种名叫“白水涂”，则产自仁和区泉岩。制陶的“乌涂”（黑土）由厂方购地挖掘。是时的瓷土资源，也是要购买的。上等白瓷土每千斤11元，次之则每千斤7元。而乌涂则很便宜，1元钱可购500余斤。在生产力相当落后的那个年代，从产地到窑厂，是有相当一段距离的。首先必须从白涂矿地挑运到荣意区之二塘乡韩江支流河边，再由帆船运到意溪车站。然后，再搬上火车，载到枫溪。到枫溪后，再由瓷厂雇女工挑回，每百斤给肩挑费30余仙。瓷土运到窑厂后，即由女工用旧时农村舂米的碓舂捣成粉末，并采用淘汰法，提取纯净的瓷泥。其方法是：用10余个大缸，把瓷土末倒入缸中，并猛力注入清水，再用手搅拌均匀，使沙土下沉。浮面泥质，则由甲缸倾至乙缸，再加搅拌，再由乙缸倾至丙缸。此法连续进行至10余次，直至成为纯净的瓷泥为止。经沉淀，把瓷泥上面的水倒去，再将瓷泥取出。待半干后，用足砥踩之，使之增加粘性，这就是做瓷器的瓷泥了。
民国手工制瓷时，较引人注目的是，用缶车来制圆形器物的使用。这在当时来说，应该是个技术活。“缶车的构造很简单，地面先掘一个圆洞，中竖一个小木椿，再用直径约1尺、厚约3寸的小木盘，中嵌木轴。轴中空，以能复合木椿为度。木盘四周，密编竹篾，涂上陶泥，制成中高、周低、直径3尺余之车盘，晒干后放在椿上，用手使之急激地旋转。制瓷时，将瓷泥放在车盘上，利用旋转的力量，双手轻按盘心，扶住瓷泥，一面以拇指插入泥的中心，使成圆面中空的器物。器物高低、大小，皆由师傅从心所欲。”这其中的技术和奥秘，全靠师傅在实践中摸索、掌握。据当年汕头《星华日报》的记者记述：“我们所见的是，做直径3寸、高约4寸的圆形器物。据那工人说，他每天可以做一千个。”
用缶车做的器物，既高级又雅观。但有的器物，也不能用缶车做，就用模型印制，或手捏而成。那些用瓷土捏、印制而成的最初器物叫坯。坯制成后，晒至半干，再由整坯工人加以修整，再继续晒至极干，再用白布濡水，擦去泥痕，使坯光洁，然后上釉。
说到这里，行外人不仅要问，瓷器上的图案是如何画上去的？据师傅介绍，有的是在釉上绘成的；有的则是在釉下绘成的；而有的则是施釉后入窑烧烘，至相当火候后取出再绘上去的。釉下绘画，大多为单色，如袖红、青花等等。釉上绘画，则各种颜色都可施用。这些技术的熟练掌握和使用，都是绘瓷师傅们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
至于绘画用的颜料，民国时期，国产的只有旧式蓝一种。其它的彩色颜料，都是德国产，由德国商人成批批给日本商人并再注册专利的。
民国时期烧瓷的窑，枫溪有两种，一为烧窑，一为烘窑。大的烧窑长五六十丈，小的也有三四十丈。据当年《星华日报》描述：“窑的构造，循山而上，凿地深可达丈余，阔1丈。窑门作弧形，砌以砖块。门开距离相等之灶门二，下开一稍大者，以便耙去灰烬之用。窑身亦系弧形，以砖块密砌，涂上陶泥，使其坚实。窑身两旁，每二三天，即开小窑门一，自成一格。由此每格升高数寸，直至窑尾。窑尾有烟囱以为余烟出处。”据此描述可知，当时枫溪的烧瓷窑，采用的是循山而上、逐步升高的穴式窑。
那时，潮州枫溪的陶瓷厂，独家建窑的较少，多为合伙经营。“每次共以租金20余元租得窑位，将坯放下，然后将窑门塞住，用松柏枝燃烧，历24小时而成。”
东渡日本学习以谋“改良”之策
枫溪的陶瓷业日渐衰落，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据《星华日报》记者调查，主要有以下原因：
一是“华侨汇款回国，突形减少，农村破产，购买力薄弱”。
二是“安南高筑关税壁垒，价值7元的瓷器，抽税至40元之多。向在该地行销的枫溪瓷，至此遂告绝迹”。
三是“南洋英荷两属锡、胶落价，商业不景，失业工人遍地皆是，瓷器销路大受打击”。
四是“日瓷价廉物美，倾销南洋各市场。我国瓷器销路，大半为其掠夺。即国内各地，日本瓷器亦到处可以看见”。台湾的陶瓷技艺，也是从祖国大陆闽粤传入的。福建、广东的陶瓷工匠，被尊称为“唐山师傅”。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台湾后，台湾瓷窑受日本影响，陶瓷制品仿日瓷技艺，也有台瓷转卖到大陆。据1932年调查，日瓷输入，占我国入口瓷器总数百分之五十二。
五是我国瓷器本身“尚多缺点，工人只知墨守成法，对瓷器不思改良”。当时出口的瓷器“其精美有的还不及明清两代”。
六是“缺乏大规模工厂制造，仍用人工，政府又不加爱护”。
据上海《申报》年鉴载：1931年窑业制品入口总数12724916海关两，1932年为11532853海关两。而出口之窑业制品，1931年为6593269海关两，1932年为3485082海关两。“入超如此之多，瓷器销路，当然大受影响”。但令人称奇的是，1934年出版的《汕头指南》仍称，查陶瓷与纸、厦布，同为汕头三大输出品。据1936年汕头市商会统计，汕头市陶瓷同业公会仍有会员37家，会址设于南商公所内。可见，是时的汕头港出口陶瓷的功能还在继续发挥。
为了挽救瓷业的颓势，当时中国陶瓷业界提出了“生产科学化、出品美术化”的口号，并希望各处业者能作出改进。他们提出的办法有三：
一是筹建大规模瓷厂，购备新式瓷器，聘请优良技师，制造精巧器物，以作“各旧式工厂的模范”。
二是从国家层面来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已创设了“瓷器试验场”，从国家角度，给全国的瓷窑作出示范：1、对陶土和瓷泥进行研究；2、分析瓷泥的成分；3、对国内各地瓷窑所用瓷泥进行分析比较；4、对瓷釉进行研究改进；5、“锡造胭脂”的烧制研究；6、硬陶的制造；7、对工业用瓷制用品进行研究。
三是要“注意社会需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多做市场调查，研究和适应社会需求。
为了切实改善陶瓷业，潮属窑口业界还是有所行动的。许多有远见的人士还曾东渡日本学习考察，“研究瓷业之学”，以谋“改良整顿”之策。据史料记载，当时前往日本学习研究的潮属窑口人士有何达甫、何公麟、丘达根等人。可惜的是，何公麟学业未成，因勤奋积劳，肺病复发，于日本东京北里医院逝世。何、丘两人学成回国后，何达甫接受聘请前往湖南省传授制瓷技术，不幸“死于肠窒扶斯之症”。丘达根回国后，工作上颇有“展布”，但在军阀混战时期，瓷厂遭到抢掠，丘达根“饮弹身亡”。当年曾有人叹道：夫潮属窑口竟“有数之才，历多年勤勉，学成回国，同此夭丧，天殆未欲吾潮瓷业之进步发展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