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汕头市民曾先生在彬园警史馆参观时，看到一张“下乡上山通知书”时特别感慨，勾起了他对往事的回忆。这张“通知书”，是1970年6月9日由上海市虹口革命委员会下乡上山办公室发给林陶同志的，告知其已被批准去安徽亳县插队落户。要求其6月10日上午9点到唐山乡办报到，准备于6月19日出发。
通知书的式样很有时代特色，值得留意的是，在通知书的背面，从留存的四个印章和一处手写的文字，我们可以了解到当年上海的知青下乡上山有配给一定的生活物资，背面信息从左到右及从上到下分别是：①第十百货商店 棉毯已购；②锦艺五金商店 塑料薄膜购讫 总店宁波路543号 门市部南京东路599号；③牙膏购讫 红卫；④麻布购讫 锦艺五金店；⑤已报到，票证已领，唐山乡办 70年6月15日。
曾先生也是当年下乡上山运动的亲历者。当他看到这张通知书上所写的供应物资时，感叹地说“上海是大城市，当年知青下乡上山有物资供应，我们汕头的知青没有这些物资供应”。
据其回忆，真正意义上的上山下乡始于1955年，这年的8月9日，北京青年杨华、李秉衡等人向共青团北京市委提出到边疆区垦荒，11月份获得北京市团委的批准与鼓励，随后引起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垦荒的热潮。曾先生自己则是于1968年12月28日向位于市区共和路的崎碌街道办事处报到，被安排到饶平县浮山公社大陂大队下乡。
他说，当年中国物资非常匮乏，下乡的前半年每个知青发给7元的生活费，以后就要自力更生赚工分挣钱。当时一个农民工出工一日算一个工分，知识青年按个人的劳动能力折算成每天0.4至0.7个工分，曾先生是劳动好手，按最高档0.7个工分计算，当时下乡的女知青每日是0.4个工分。年底时按生产队的收入来结算工分，每个工分多少钱，乘以劳动天数，就是每个人的年终收入。当时每个工分就是几毛钱，最多不超过八毛。一年分两次口粮，用工分来抵换。年终结算一次，食用油是土榨的花生油，一年发给一次。
当时曾先生一年在农村大概要呆上10个月，回汕头家里住上一两个月。农忙时没得回家，农闲时修水电、灌溉、施肥、修路或者抬石头修水电沟。当时实行派工制度，由生产组长根据实际情况派工，大家坐在围寨门口（大队部）等派工的情景，时至今日仍历历在目。
当年交通很不方便。一开始曾先生坐长途客车回家探亲，要先走10公里的山路，然后坐25公里的客车到县城，再转车56公里到汕头。坐一趟车要花上一天的时间。后来为了方便，就以自行车为工具，骑车往来汕头和下乡知青点。一开始是骑26英寸的自行车，后来换了一辆28英寸的红棉自行车。上午6点左右从汕头出发，大概中午12点左右到达浮山公社大陂大队。
在下乡上山青年当中，曾先生是比较幸运的一位。由于文化程度高，高中毕业，1974年至1975年被分配到浮山公社农机修造厂当会计，每月工资28元，还有30斤大米，生活水平一下子大幅提高。当时曾先生因寄信的需要，时常要买一些邮票，久而久之就有了集邮的爱好，而这个高雅的爱好也跟经济条件的改善有关。
1973年汕头饮服公司到饶平知青点招工，在公社领导的强力推荐下，曾先生的档案被送到了市劳动局。1975年市针织三厂因需要懂美工的工作人员，曾先生就被吸收到厂里工作，直到退休。
时代在变，命运的齿轮也在不断向前。一个时代的记忆已悄然远去，只留下泛黄的纸张和字迹，存在于博物馆的展柜中，或家中的抽屉里，抑或是收藏者的手中，在某一个被看到的瞬间，引发无数回忆的涟漪。
本报记者 陈珊娜
通讯员 朱奕毅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