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
中国陶瓷早已闻名于世，以致中国之英译名China，也被外国人用来代替称作瓷器的名字。无独有偶，汕头港口也因出口瓷器而很早就在欧洲出了名。公元十六七世纪，经常看到SWATOW（威妥玛氏拼音法）出现于西方出版物之上，代表的是一种从中国东部沿海港口出口的瓷器（“汕头器”），后来人们就用SWATOW来直指汕头，并被收入大英百科全书。以汕头港为辐射范围的潮属窑口，也因之闻名于世。
“陶瓷出口与‘汕头器’”专栏，从民国以前中国陶瓷史之潮属窑口入手，探索汕头港所依附的潮属窑口兴替史，通过了解这段历史，可为新时代共建“一带一路”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潮汕地区,包括当今行政区划的汕头、潮州、揭阳三市和梅州市的丰顺、大埔两县，是古代潮州府管辖范围。这里，依山傍海，河流纵横交错，交通极其便利，很早就有古人类活动和居住。由于日常生产、生活所需，穴居年代的古人类，开始了挖泥制陶。伴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古潮地人类也学会了制造陶瓷器。由于居天时地利，旧时潮属窑口遍布，其制品除内销外，还出口到了海外。早在隋大业六年（610），古潮州经八重山、宫古岛至琉球国的海路航线就已开通。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往来则可以追溯到古人类，并有“业瓷”台湾、琉球和日本长崎的记载。公元十六七世纪，SWATOW（汕头）一名，屡见于欧洲出版物之上，代表的是一种瓷器，即SWATOW ware（“汕头器”）。可见，以汕头港为中心的祖国东南沿海口岸，在出口陶瓷方面的知名度是很高的，汕头是“中国海上陶瓷之路”的起点。
新石器时代的虎头埔窑
中国陶瓷，早在宋朝末年就驰名世界。
瓷器产生于陶器，而陶器则源于穴居时代的中国先人挖土穴居年代。或以泥作围，贮存食物；或捏泥制器，作祭祀之用。后来，人类在与泥土打交道过程中，感到泥土与草以及植物枝茎混合后做成的器物更加牢固耐用；与植物的胶质混合，质地更加坚牢，遂逐渐以此制成了日用品，如淘水的勺子等等。
到了虞夏时代，舜在中原一个叫寿丘的地方筑窑一座，亲自烧制陶器。史书记载的“寿丘窑”，就是指这个地方。有关瓦的产生，有“神农作瓦器”“夏时昆吾作瓦”等记载。《礼记·檀弓（上）》记载“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说明在有虞氏、夏后氏年代，就已有烧土为瓦、烧土为砖的生产制作了。
地处南海之滨的潮汕地区，已发现的较古老的陶片是在南澳象山遗址的考古中挖掘到的，距今已有8000多年；较早的烧陶陶片是在潮阳县左宜恭山遗址发现的，距今已有4000~5000年。古揭阳榕江流域，曾陆续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陶窑址，最有代表性的是虎头埔遗址。1982年6月，普宁县文化部门在文物普查时发现了位于该县广太镇绵远村的这个古代窑址。该窑址分布在相对高度约10米、坡度15°~25°的缓坡上。陶窑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平面作圆形或方形的直壁平底炉，一种是平面呈葫芦形的横穴式窑。前者结构相对简单，部分窑底残存的炭屑和草灰显示，陶坯是直接置于窑内，用柴草燃烧加热烧制而成的。现窑内残留占有一定比例的火候不高的橙黄色印文陶片。这说明，当时烧制时火候确不那么高。第二种类型是横穴式窑，由窑室、火道和火膛三部分组成，依山坡而建，使火焰在上升过程中迅速升温，大大提高了燃料的燃烧率和窑内的温度。该遗址出土的陶器类型较为单调，均为大小不同的陶罐，有的器物内还留有刻画符号。器型大多是施以青灰色的薄胎，以敞口、鼓腹的为主，器腹还有一或两周附加堆纹，具为足罐。
普宁虎头埔印陶纹古窖址与韶关走马岗、连南猫头山、曲江石峡和梅县凹峰里四处，同为新石器时代窑址。
1981年7月，吴道跃撰写《揭阳县岭后岽出土陶汤匙》一文称，该县博物馆与省考古队在埔田岭后岽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大量有编织纹的陶器陶片和零星石器，还有一把陶汤匙。该匙柄已断，匙身完整，长41毫米、阔30毫米、底深15毫米，制作精细，陶质坚硬，无纹饰，内壁有手指压制痕迹。“陶汤匙的出土，对研究本地区4千年前”潮汕先人的“饮食及生活有着重要意义”。
由此可见，潮汕地区的制陶业在中国陶瓷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商周时期浮滨文化和
揭阳出土的东周施釉红陶
随着烧制土制品技术的应用，人们发现在烧制陶器时，草木灰粘在陶上，在高温下变成玻璃状的釉，这使人们对陶上的釉色产生了兴趣。到了殷商时代，人们对草木灰成釉的原理已完全摸透。西周时代，有人发明了用掺和颜色的松脂，涂在黏土上用火烤熔，烧烤出来的产品显得十分美观。在那个时候，中国的土陶制作已进入在陶器上涂上颜色的新阶段了。属于商代中后期到西周前期的饶平浮滨文化，早在20世纪70年代被发现。那时的浮滨人，已使用酱黑色釉的陶制品了。器物上还刻画着13种陶文。这些陶文在中原地区发现的只有7个，在江西吴城发现仅见3个，还有5个是尚未发现的。这些历史信息说明，此时的潮汕地区的制陶文化水平，已等于或优于全国其他地区的水平。
1982年7月，《揭阳东周墓发掘简报》称，揭阳县云路中厦面头岭和仙桥湖心平林村等3地先后发现东周墓7座，发掘文物中，有盅2件，“胎为泥质红陶，表面施黄绿色釉，易剥落”；还有碗5件，“胎为泥质红陶，表面施黄绿色釉，素面，大小分3种规格”。
揭阳县出土的东周墓施釉陶器证明，东周时期潮州地区的窑口烧制的陶器，已使用施釉工艺。秦朝时，秦人已学会了所谓“玻璃瓦”的制作名目。由此观之，东周时期的潮州窑口，已先于秦人的“玻璃瓦”制作，在泥质红陶上施釉了。到了汉代，潮瓷已经形成。潮安县二塘龟山也发掘出两汉时期火候很高的陶器。澄海龟山汉代遗址，已发掘出白胎器表施青绿釉的瓷器。揭阳仙桥湖心村古时为一湖泊。20世纪70年代，村民在建房挖地基和村北河边挖地时，都曾发掘到施有不均匀青釉的瓷罐，经中山大学曾骐教授鉴定认为是秦汉时期器物。看来，秦汉时期，包括潮州地区在内的我国陶瓷窑的陶瓷制作，处于由陶到瓷的变革期。
晋隋的“绿玉”与海阳北部唐代窑口
晋代，浙江温州一带的瓯窑，生产出了“缥瓷”。缥瓷胎体细腻，呈较白的青色，略带冷灰。缥，是晋代一种淡青色的丝帛，因青瓷的色泽很像这种丝帛，故称“缥瓷”。到了此时，陶和瓷已产生了明显界限了，标志着瓷的正式诞生。而在彼时的揭阳县的古墓葬中已出现“施绿釉、光彩照人”的鸡首壶。《揭阳仙桥古墓出土一批珍贵文物》一文称：1982年3月18日至28日，揭阳博物馆考古人员在仙桥平林村的赤岭口和狗屎埔山发掘东晋和南朝时期古墓6座，发掘出陶瓷器等文物202件。其中有青花碗10件、杯175件、碟13件、罐4件、鸡首壶一件、钵二件、唾壶二件。特别是该墓中，还出土了一块双面均印有“大明四年”字样的铭文楔形砖。大明是南朝宋孝武帝刘骏年号，即公元160年。这就可以完全确定该墓葬的年代了。其中“鸡首壶和多耳罐尤为珍贵，所施绿釉莹润耀人、光彩照人”。这些出土绿釉瓷，与同时期浙江温州区瓯窑缥瓷已有过之而无不及。
隋朝时，何稠在江西饶州昌江之南的一个制陶瓷的地方（即现在的景德镇），发现了一种可以染瓷器的新式物品，名叫“绿玉”。将这“绿玉”乳成了粉末，便制成瓷的釉。何稠，字桂林，古代著名工艺家、建筑家，隋文帝时，曾任都督、御府监等。因在江西饶州发现并运用制作陶瓷的釉，他在中国陶瓷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隋唐时期，潮州府属各地陶瓷业已很繁荣。特别是唐代，海阳县北部笔架山窑已十分密集，南北连绵五六里的猪头山、虎山、蟹山、印山等，均有窑址分布。广东省博物馆于1954年后先后4次对此进行考古挖掘，并写成《广东潮安北部唐代窑址》和《潮州唐宋窑址初探》两篇专业论文。文中阐述考古发现了大量半陶瓷、窑具和建筑材料等。其中的半陶瓷器施有青釉、青黄釉、酱褐釉3种。这个发现，与隋代何稠在江西瓷窑上使用“绿玉”，也是基本同步的。
瓷器上的釉，是瓷器上面的那层玻璃状的物质。这在现代人看来，是平常不过的东西。但就是这层玻璃状物，我们的先人，却经历了长期的摸索和无数次的失败后，才做成美轮美奂的工艺的。釉的这层玻璃状物，其实是一种矽酸化合物，瓷器成型后，必须施釉，这样瓷器才显得高雅、亮丽，好似人穿衣服一样。而做成一件合身的衣服，需要有高超技艺的裁缝。施釉，也必须掌握一定的技艺。最初，我们的制瓷师傅施釉，是用刷子刷上去的，但不大均匀。到了唐代，泥坯上釉后，师傅们等釉干后用轱辘车车去不均匀之处，使其厚薄一致，这又前进了一步。宋代，师傅们又采用“淋釉”和“吹釉”之法，那时瓷器上的釉已经均匀很多了。
那时，这种非常优质的中国陶瓷，通过祖国东南沿海的港口，经过海上陶瓷之路，运往东南亚、欧洲等地。西方人见到这些来自中国的新玩意，便直接和中国（China）的名称联系起来，用中国这个名称来称这种来自中国的瓷器。
■ 陈汉初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