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傅百良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必须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生产生活各领域的广泛运用，数字空间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最前沿，引发了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领域的深刻变革。因此，必须深刻认识到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总体安全不可忽视的一环，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建立健全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体系，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提高抵御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的能力，为加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保驾护航。为此，要坚定价值引领、强化技术赋能、优化风险处置，不断提高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感召力、技术创新力、风险防控力，持续推进主流意识形态数字话语转换和数字阵地建设，健全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机制，提升意识形态风险治理效能。
一、坚定价值引领，增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感召力
数字时代的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本质是马克思主义同其他不良思潮、非主流意识形态间的较量，是不同价值信仰的争锋。因此，必须增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在理论基础、内容主张、信仰信念等维度的凝聚力与感召力。
第一，要牢牢捍卫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指导地位，时刻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指引数字技术创新发展。由于数字技术深入发展所带有的资本逐利色彩，在数字技术的研发与运用中要着重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其中。特别是要强势介入智能算法推荐领域，确保智能算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导向下研发和运用，并扩大主流价值观在算法优先推荐中的比重，极力避免非主流意识形态和不良社会思潮的广泛传播。要最大程度挖掘智能算法的潜在价值，使算法推荐始终服务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正确指向，筑牢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第二，要强化对数字平台信息生产和传播的意识形态监管，加强主流意识形态数字话语和数字阵地建设。一方面，要强化对数字平台内容发布的监管力度，确保数字平台始终以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宗旨，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导引下进行内容生产与传播，有效过滤和剔除恶意言论、虚假信息等危害国家安全的异质性信息，创设和谐有序、积极向上的良好社会舆论氛围。另一方面，要转变互联网意识形态工作方式，加强对数字平台信息生产与传播的前置把关，将风险扼杀在萌芽状态。要将人工审核和算法审核结合起来，既发挥机器智能的技术优势，又发挥人工审核的价值纠偏，在实现人机协同和人机互补的基础上更好地净化算法推荐的内容生态。
二、强化技术赋能，提高主流意识形态技术创新力
不断提高主流意识形态技术创新能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为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是数字化时代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关键所在。
第一，要加强核心技术创新，打破技术壁垒，以强有力的技术创新支撑数字时代的意识形态风险防控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紧紧牵住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抓紧突破网络发展的前沿技术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进国产自主可控替代计划，构建安全可控的信息技术体系。”一方面，要牢牢抓住关键核心技术创新的“牛鼻子”，加强数字技术软硬件研发，整合技术资源，加快实现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与网络重大舆情风险识别、预警监测等方面的深度融合与创新，精准研判和处理重大意识形态风险，以自主安全技术保障意识形态安全。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加快完善数字技术人才培养体系，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不断壮大人才队伍，为破解“卡脖子”技术问题打下坚实人才基础。
第二，要充分发挥大数据、智能算法等数字技术在智能预测、精准定位、实时跟踪等方面的优势，高效精准辨析复杂多样的意识形态风险，筑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防线。首先，通过大数据和算法模型剔除繁杂信息，将散落无序的风险数据逻辑化、规范化，智能识别、过滤和抽取意识形态风险数据，精准锁定国内外突发舆情事件和网络热点事件的数据流向和发展走势，预测潜在意识形态风险点，防止风险点聚合威胁国家安全。其次，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强大的精准定位功能优化海量数据，探求信息的关联路径、演变态势和演化趋势，精准有效定位意识形态风险源头，不断捍卫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主动权。最后，智能算法主导下的数据分析和信息分发固然会导致“信息茧房”的风险，但也要认识到智能算法实现主流价值观个性化投送的优势，从而实现针对性和现实性教育内容的精准推送。
三、优化风险处置，提升意识形态风险管控力
面临数字化时代带来的诸多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挑战，要不断优化风险处置、提升风险管控能力，健全网路意识形态风险研判机制、预警机制和管控机制，发挥协同治理优势，维护数字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
第一，健全数字时代意识形态风险研判机制。一方面，运用大数据、算法模型等技术分析汇总意识形态风险类型和动因，聚焦风险点和风险因素，提升信息监测系统运行的可靠性和准确性，科学识别潜在风险点，综合分析潜在风险动因，打破意识形态风险信息杂乱无章的局面，精准识别风险根源。另一方面，借助大数据技术总结以往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发展规律，借鉴以往经验预判意识形态安全风险走势，根据经验总结和实践依据形成规范性操作，顺着意识形态安全风险流向进行摸查和消解，规避风险事件。
第二，完善数字时代意识形态风险预警机制。一方面，要加强大数据挖掘分析，更好感知网络安全态势，做好风险防范。建立信息分析的数字平台，运用大数据技术进行信息抓取，准确捕捉数字平台上各种社会思潮动向和热点议题流变态势，动态计算意识形态风险阈值，实时调整防控策略和防控方案，提高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另一方面，要在精准掌握各种社会思潮动向的基础上，以风险源头为导向优化风险预警决策模型，制定切实可行的行动方案。此外，还要动态分析、划分风险等级，建立风险预警等级制度，针对不同等级风险的具体情况，采取不同手段科学应对和处理风险。
第三，强化数字时代意识形态风险协同治理机制，提升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联动效能，稳步实现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方面，政府各级职能部门仍是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的主体，要借助数字技术推进政府内部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区的数字资源共建共享和深度利用，打破不同部门的藩篱，增强治理部门间的对话与协作，构筑互联互通、齐抓共管的协同治理体系，形成良性互动的治理合力。另一方面，要构建与互联网企业网络信息安全协同治理机制，充分发挥互联网企业的网络优势、技术优势和资源优势，提升网络意识形态安全风险识别、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攻击溯源能力，营造风清气正、安全有序的网络生态。
（作者系汕头大学法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