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color="#efefef">
○吕 洋
章太炎（1869年1月12日—1936年6月14日），名炳麟，字枚叔，余杭仓前人，因仰慕明末大儒顾炎武的学问和立身气节，遂更名绛，以太炎为号，世人多以此相称。
在中国近代史上，章太炎堪称“一肩担两任”的先驱人物，既是一位推动民族觉醒的革命家，又是一位推动传统文化继承创新的学问家，鲁迅称他为“有学问的革命家”。他早年以经学起家，却能跳出旧学藩篱，积极投身维新，继而义无反顾地转向革命。他曾因言获罪，“七被追捕、三入牢狱”，却初心不改、信念弥坚。
章太炎的一生，仿佛那幅自题的“子其艰贞”四个大字——在艰难中守正不移。2026年适逢章太炎逝世90周年，谨以此文，深切缅怀这位集革命家、思想家、国学大师于一身的文化巨人。
肝胆在艰贞 家风濡染与革命情怀
植根于家训
位于仓前的章太炎故居，是一座典型的江南宅院，散发着书香门第的宁静雅致。1869年1月，章太炎出生在仓前的一户书香人家。故居的书房承载着他求知的全部世界，少年章太炎日日在此读书，夙夜不懈；偶尔抬起头，透过窗棂，想象着书本以外的大千世界，对未知的好奇与探索欲在他的心中萌芽。
这看似寻常的江南读书人家，其实有着不寻常的家世渊源。章太炎的曾祖父章均一生俭朴，不尚奢华。他捐田创办“苕南书院”，让族中子弟乃至乡邻子弟都能读书明理。章太炎的祖父章鉴性喜淡泊、不慕名利，中年后潜心医术，常为乡人诊病。太平军攻入余杭时，章家因战火而破落，即使在物资奇缺的年月，章鉴也将行医所得分给乡里亲邻。两位祖辈的仁心与风范，无形中浸润着章氏子孙的品性。
章太炎的父亲章濬，经历更为坎坷。他曾任余杭县学训导，因“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受牵连被革职，但他始终不忘对儿子进行经学教育，为章太炎日后博览群书、以经学立身打下了根基。
章氏家族的命运因时事而起落，但书香传家的传统从未断绝，《章氏家训》文风简质，其义深远：“传家两字，曰耕与读；兴家两字，曰俭与勤；安家两字，曰让与忍……”在俭朴持家、勤慎治学的家风熏陶下，章太炎自幼便展现出异于常人的聪慧与独立见解。他不仅沉浸书卷汲取知识，在余杭时创作了其第一部著作《膏兰室札记》，更敏锐地观察着国势的衰颓与内外交困的现实，其忧国忧民的情怀早早萌芽。
这便是余杭岁月赠予章太炎的礼物：一份立身为贵、立德为先的操守，一种慎于治学、慎于求是的严谨。这不仅铸就了他炽热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永不屈服的革命斗志，更赋予了他对民族文化的继承与创新之力，使其能够在动荡年代，为国家寻觅出路，为文化赓续命脉。
奋身于危局
1890年，章太炎进入杭州诂经精舍，拜入朴学大师俞樾门下。在此八年，他精研文字训诂，广涉周秦诸子，也养成了“审名实、重左证”的学风。这份严谨，日后不仅见于著述，更化作他在政治风浪中“实事求是”的铮铮铁骨。
甲午战败的消息传来，章太炎慨然走出书斋，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他选择了一条最难走的路。1896年，他加入《时务报》，以笔为刀，宣传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后，他遭到通缉，被迫流亡台湾，旋又东渡日本。此后数年间，他创办报刊、组织学会、发表演说，足迹所至，思想的火种便播撒到哪里。
1900年，是他革命生涯中一个标志性的年份。在上海张园的“中国议会”上，面对一众迷信清政府的保皇派和试图“勤王”的守旧者，章太炎当众剪去发辫，以示与旧秩序的彻底决裂，昭示了他革命到底的决心。同年，他的第一部自选学术论文集《訄书》问世，批判传统思想、构建革新理论体系，一时震动海内外。清政府大为惊恐，通缉令接踵而至。1901年，章太炎在仓前老家度岁时，清政府第四次通缉令又至，他只能前往龙泉寺避难，随后奔走于上海、苏州，最终到苏州东吴大学任教。
在东吴大学，章太炎向进步学子们持续宣传自己的革命观念，因此又被通缉，二度流亡日本。流亡途中，他与孙中山一见如故，两人都意识到不经过根本的变革，中国断无出路。
1903年，从日本潜行回国后，章太炎为邹容《革命军》作序，并针对康有为抵制共和的言论，在《苏报》上发表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文章一出，清政府震怒，随即查封报馆，逮捕章太炎，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苏报案”。他在租界的会审公廨上慷慨陈词，面无惧色，以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为民众树立起对革命的信心。最终，章太炎被判处三年监禁，在狱中受尽折磨，革命之志愈坚。
在章太炎看来，革命是彼时最适合中国的一条出路，他曾不止一次提到革命的重要性——“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但恃革命以开之”“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所言字字珠玑，切中要害。这种超前的思想，也在无形中影响了诸如鲁迅、钱玄同等为新文化运动举起大纛的后辈学者。
1906年出狱后，章太炎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并出任《民报》总编辑，主持革命舆论阵地，在与改良派激烈的思想论战中，系统阐述了革命的理论基础。武昌起义后，他回到中国，秉持民主共和的理念，全力襄助年轻的中华民国奠定基础。
然而，复杂的现实很快让他失望了。当好友宋教仁被刺杀、袁世凯称帝野心暴露无遗，章太炎冒死闯入总统府，以大勋章作扇坠，当面痛斥袁世凯包藏祸心。此举换来的是三年软禁，其间他数次绝食、数次策划出逃，宁死不肯在“劝进书”上写下一个违心的字，袁世凯对此无可奈何，惮于章太炎的声望终不敢加害。
袁世凯死后，章太炎跟随孙中山，为维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反对独裁开展护法运动。然而，由于队伍内部军阀争端，护法运动很快失败，章太炎亦一度退居书斋，但他的目光从未真正离开过家国命运，始终反对北洋军阀的统治，多次以实际行动寻找救国的出路。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国难当头，这位年过花甲的老人再次拍案而起。他奔走于京沪之间，通电全国，怒斥不抵抗政策；他动身北上，劝说张学良出兵抗日；他支持夫人汤国梨创办伤兵医院，为十九路军阵亡将士撰写墓表，为抗日救亡倾尽余力……从戊戌维新到辛亥风云，从护法运动到抗日救亡，在中国近代史的每一个重要节点，章太炎持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社会影响力。
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于苏州。临终前，他带着对祖国命运深切的忧虑留下遗嘱：“设有异族入主中夏，世世子孙毋食其官禄。”语不及私，一片赤诚至死犹温。
他的后世子孙始终心系故里，传承着那份敦厚待人的情怀。近年来，章氏后裔累计向余杭捐赠太炎相关文物、资料近4000件。2021年，先生嫡孙章念驰向章太炎故居捐赠51件（组）珍贵文物。这批文物回归仓前故里，仿佛先生的肝胆精神又重新回到了静静流淌的余杭塘河边。
经纶在斯文 学术成就与文化遗泽
求是于学术
如果说“肝胆”二字是章太炎面对时代洪流时的挺身而出，那么“经纶”一词则道出了他对中华传统文化的沉潜钻研。
章太炎一生治学遍及小学、经学、诸子学、史学、文学、哲学、医学、书学等诸多领域，在每个领域都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与贡献。他培养了许多弟子，分别继承他一门或几门学科的成就，又将这些领域推向了一个新高度。
章太炎并非一个平面的博学家，他的思想创造最终指向民族文化根脉的保存与新生。他的学术研究敢于疑古，敢于打破陈规，敢于提出新见。章太炎一生服膺许慎的《说文解字》，将其奉为汉字研究的“总龟”，认为其中全面系统地保存了汉字构形与汉语词义的“本根”。他深化了古人“因声求义”的传统方法，强调通音韵，明训诂，辨形体，开创了在音义系统基础上的汉语词源学，并以《说文》为基座，构建起一套汉语语源学的大厦。他的代表作《文始》，便系联《说文解字》510个初文与准初文，推演汉字与汉语词汇的演变脉络，为汉字整理出血脉相连的宗族谱系。
这套学问看似冷僻艰深，实则包含着一个深沉的用心：一个民族的文字与语言，是其文化最根本的载体，研究本国的语言文字，能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并最终实现革命理想。这便是他穷毕生之力从事语言文字研究的最大动力。他继承清代小学的乾嘉学派，但他又没有停留在古人研究的已有成果上，积极汲取西方文字学研究成果，致力于建立具有本民族特色的语言文字学说。
章太炎是公认的“经学大师”，他代表的经学，主要是指古文经学。他著有《今古文辨义》《订孔》等，把孔子当成一个“教育家”，反对将孔子神圣化；他承继了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念，将两千年来被尊奉为神圣经典的“六经”还原为历史的产物、学术的对象。他的学术主张，既有乾嘉朴学的严谨，又有现代学术求真求实的精神。
在哲学领域，章太炎同样别开生面。他创造性地用儒、释、道构建自己思想的理论基础，撰成《齐物论释》一书，借以宣扬自由、平等、道德等现代观念。他提出“依自不依他”的核心命题，强调人应当不依靠外界力量，通过主体意志的提升，不断提升自我道德境界。
他还提出了著名的“俱分进化论”，指出“善恶苦乐之并进”，认为社会愈发展，道德与物质的能力虽同步提升，争斗之烈与精神之苦却反而愈演愈烈，清醒地看到了现代文明发展中潜在的危机与阴影。这份清醒，也与他那副不肯俯仰随人的肝胆互为表里。
文学方面，章太炎文风“取法魏晋，兼宗两汉”，讲究“清和流美”而“古奥老辣”，反对以过分的辞藻修饰，主张文学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他虽以古奥文章名世，却早在五四之前就写过白话文与白话诗，并非后人想象的文化保守派。
医学是章太炎最喜爱的学问，他曾自评“我医学第一、小学第二”。他花费很大精力收集历代古验方，不仅从传统中医着手，还从当时西方文化与科学中汲取营养，一生写了许多医学论文，最终却在“上医医国、下医医人”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可以说，章太炎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通才，不仅让古老的国学不再成为束缚人性的“国粹”，还让其作为一种新型的民族文化焕发新生。
值得一提的是，2014—2017年，余杭联合上海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20册《章太炎全集》，收录章太炎一生的著作、书信、演讲、谈话、翻译、年谱等共计660余万字，为章太炎研究和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研究作出重要贡献，也让这位“有学问的革命家”的思想遗产，以完整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
传道于门墙
章太炎的学问，并未止于他个人的著述与思考。章太炎的教育理念，核心在于“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热肠”。他认为，教育的根本在于激发对民族文化的自信与热爱，通过语言文字、经史子集等“国粹”的研究与传授，培养国民道德，树立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他反对功利主义，提倡革命者应具备“排除生死，旁若无人”的气概。在治学方法上，他强调独立自主、不依傍他人，“依自不依他”。
正是这种不拘一格的教学方式和人格感召，使他的门下汇聚了一大批日后影响中国文化走向的杰出弟子。鲁迅、钱玄同、黄侃、朱希祖、许寿裳、沈兼士……这些在近代学术史、文学史上熠熠生辉的名字，都曾在章太炎的讲堂下聆听过他的教诲。他们各有所成，却又共同继承着章太炎的学术传统，将其学术的精华一代代传承下来。
在章太炎一众弟子中，鲁迅受其影响尤深。鲁迅晚年接连写了两篇纪念章太炎的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其中有很浓郁的“夫子自道”情结，便是以章太炎为镜，照见自己的来路与心事。鲁迅最早知道章太炎的名字，正是在他读到章太炎驳斥康有为的文章与为邹容《革命军》所作之序时，足见章太炎“革命的文章”之深厚影响力。
1908年，章太炎在东京为鲁迅、许寿裳、钱玄同等人专设讲席，为其讲述《说文》《庄子》等，众人随章太炎席地而坐，先生或阐明语原，或推见本字，尽显一代大儒风姿。讲学时，钱玄同“发问和辩论最多”，在榻榻米上不断移动，鲁迅戏称其为“爬来爬去”，直到鲁迅晚年，他还对这段求学岁月难以忘怀，称“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时至今日，我们仍能在绍兴鲁迅纪念馆看到鲁迅上课时做的笔记。
于鲁迅而言，章太炎不仅是授业的恩师，同时也是革命道路上的领路人。鲁迅对这位“有学问的革命家”始终怀有最深的敬意，章太炎那种“依自不依他”的独立人格，以及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不屈的斗争精神，被鲁迅称为“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而章太炎“以史为宗”的求真态度，也为鲁迅日后洞察中国历史与国民性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除鲁迅外，章太炎门下其他弟子同样在各自领域承继师学、开拓新域：钱玄同继承章太炎语言文字学与经学思想，参与创办《新青年》，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开拓者，在中国语言文字改革和音韵学领域贡献卓著；黄侃作为章门大弟子，精研音韵、文字、训诂，与章太炎并称“乾嘉以来小学之集大成者”，师生二人共开学派“章黄之学”；朱希祖深研史学，在中国史学近代化进程中创建史学教育体系，在中国史学史、南明史研究等领域贡献良多——从乾嘉学派到新文化运动，从传统小学到章黄学派的薪火相传，章门弟子各以其道，传承着太炎先生“有学问的革命家”的精神谱系。
如今，章太炎已经逝世九十周年，但他的事迹与精神从未随岁月褪色。他的肝胆留给了那个动荡的时代，化作民族独立与进步的灯火；他的经纶则留给了身后漫长的岁月，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与创新的深厚根基。在后继者的著作里，在讲堂上的讲述中，在一代代读书人的案头，先生的精神与学问依然生生不息，烛照今人，启迪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