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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金一清） “文明因对话而永恒，因交流而鲜活。”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与传播研究院院长熊澄宇教授在交流中如是说。6月10日，恰逢联合国世界文明对话国际日，2026古都文明对话（杭州—开罗）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杭州场在余杭举行。本活动6月1日在埃及开罗启幕，是今年“文明对话国际日”全球主题活动之一。
走入活动会场，“从文明溯源到未来想象”主题十分醒目，10日早上的分论坛聚焦“城市治理与遗产共生”议题，嘉宾们围绕营城智慧，聚焦“城市治理与遗产共生”展开研讨。
这场对话，正是要寻找现代城市与文化遗产和谐共生的经验和答案。要理解良渚给出的答案，需要先回到2001年。那一年，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设立，同时成立了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在全国首创以“文物特区”的形式对大遗址进行科学保护、有效管理，还出台了全国首个大遗址保护地方性专项法规，并不断迭代。今年6月1日，最新版的《杭州市良渚古城遗址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条例》正式施行。
然而，法治框架只是第一步。随之而来的难题在于，保护区内的人们，如何与遗址共处？
良渚遗址保护区覆盖范围广阔，保护区内村庄较多，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十分重要。余杭区不断通过机制创新解题，例如，创新“建新城、补老城”反哺机制，将良渚新城土地出让收入的10%专项用于遗址保护；再例如，创新良渚文化赋能乡村振兴工程，开展“文保飞地”政策试点工作，在保护区外扶持文保区内村庄发展物业经济，反哺村集体经济。项目完工后，遗址保护区内14个经济相对薄弱村，集体经济预计增幅在1.5倍至3倍。
用新城发展收益反哺遗址保护，用遗址文化价值提升新城品质。这种模式既最大限度保留了良渚古城遗址的原始风貌，又实现了周边区域的有序开发。这种共生，在更微观的层面同样生动。
新港村的傍晚，足球场的灯光准时亮起。这个位于良渚遗址保护区内的村庄，探索出了一条“体育+”的发展路径，村内既有11人制标准人工草皮足球场，也有红土网球场和波浪道场地等，吸引了全国范围内的运动爱好者。
同样的保护和发展难题也发生在埃及。上埃及教育与发展协会阿赫米姆项目主任罗拉·拉哈姆介绍，阿赫米姆市及其周边地区在遗产与城市身份认同方面进行了探索，尤其是文化遗产资源丰富的城市如何向文化旅游方向转型的问题。
如果说村庄发展解决的是“人与遗址如何共处”的问题，那么环良渚古城遗址产业圈则在回答另一个命题，世界遗产的文化影响力，如何转化为区域发展动能？
作为良渚文化大走廊二期“十大工程”中“文化+”产业带培育工程的先行示范区块，环良渚古城遗址产业圈以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为核心、半径约10公里，上游是考古研究、文物保护等知识生产环节；中游是文旅融合、研学教育等体验转化环节；下游则是文创开发、数字内容等价值衍生环节。
今年初正式开放的良渚暖村，正是一个生动缩影。28幢民居在保持原有村落肌理的前提下，植入了文旅休闲生活店铺、手艺人独立工作室等新业态，40余家机构入驻，业态品类超过20种。
从一个机制的创新，到一座新城的反哺；从一个村庄的自主探索，到一个产业圈的闭环，良渚正在激活一种可持续的文明生长方式。
截至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如何让这些散落在广袤土地上的文明瑰宝不仅“活下来”，还要“活起来”，是每座遗产城市面临的共同课题。在杭州与开罗的双城对话中，良渚提供了中国方案，当遗址与村落交织时，保护研究要与城市发展并行，遗产保护要深度融入城市治理，让它成为城市生长的土壤和养分。
暮色四合时分，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归于宁静，五千年前的先民夯土筑城的身影早已消散在历史的烟尘里；几公里外，良渚文化村的书店里灯火明亮，人们在这里读书、交谈；再远处的村庄里，运动场的灯光亮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