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 凌
我与余杭的缘分，始于婚姻。先生是地道的余杭人，自嫁给他那天起，这片土地便悄然走进了我的生命。而在成为“余杭媳妇”之前，我有一段更早的青春记忆，与农村、田野和汗水有关。
1963年，我从临安高中毕业。1964年，20岁的我响应国家号召，带着一床棉被、一只帆布箱，独自前往杨岭公社杨桥大队。抵达当天，大队在杨岭小学举行了欢迎会。我唱了一首《我们年轻人有颗火热的心》，“不怕千难万险，不怕山高海深”的歌词，后来真成了生活的写照。
我被分配到队长家借住。我用两个竹架搭块木板，铺上稻草，再铺上自带的棉被，便有了自己的“床”。我称呼住家夫妇为“阿哥”“阿姐”，他们待我如家人，每顿饭都邀我一起吃，渐渐抚平了我初到异乡的孤寂。
最初的农活是在杨家溪滩挖石头，将溪滩改造成桑园。小石头好办，大石头却让我犯难。好在农民们总会帮忙，我们一起移走石头，立刻在坑里种上小桑苗。搬运石头要用扁担，这对城里来的我是个全新挑战。阿姐看出了我的窘迫，没有嘲笑我的笨拙，反而耐心地陪我抬石头，手把手教我。我咬着牙反复练习，手上磨出了茧子，终于能稳稳地挑起重物。如今回想，挑担子哪是简单的力气活，更是对意志的磨炼。
知青在农户家的过渡期本是三个月。后来政府补助停了，阿哥阿姐仍笑着说：“没事，你还在我们家吃。”在他们的包容下，我又“赖”了一阵子，但我知道不能永远依赖别人。后来，我搬到另一家农户家，他们热心帮我搭了个小灶头。我开始学着自己做饭，从生火、炒菜到打理自留地，每一步都是从头学起。起初，我常把菜烧焦，慢慢地摸索出了门道。
“双抢”时节是最忙最苦的考验。我们半夜两三点摸黑下田，一直忙到晚上七八点。女人们割稻、拔秧，男人们插秧，没有人抱怨，因为这是农民一年里最珍贵的时光。收工吃过晚饭，队里的人会聚在一起。我兼任会计和计工员，负责记录每个人的工分。队长会先确定每个人当天的工分，大家都很尊重他的决定。计完工分，队长再安排第二天的农活。加上聊天的时间，这个“夜会”大约持续一个小时，成了我们每天的例行事务。
在杨岭，我还学会了养蚕。每天清晨带露水采摘最嫩的桑叶，白天要喂好几次食，夜里还要起床加喂。蚕宝宝要经历五次休眠，之后“上山”做茧。我们小心翼翼地把成熟的蚕放到草垫上，看着它们吐丝作茧，每一个阶段都充满生命的奇迹。蚕茧成熟后，我们用扁担挑着走上整整一天，送到临安的收茧站。因为怕震动损坏蚕茧，不能用拖拉机或独轮车，只能靠人力。
农闲时的夜晚，我还会去村里的夜校当老师，教农民认字、唱歌、算数。每当看到他们能用学到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我心里就充满成就感。在杨岭的几年，我几乎天天扎根田间，很少回家，也从未向家里要过钱。我的努力得到了认可，多次被评为“临安县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积极分子”。
下乡两年半后，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转变。队里的人劝我：“你是高中生，文化水平高，不教书可惜了。”就这样，我踏上了教书育人的道路。虽然农忙时仍要参加“双抢”，但我的主业已不再是田间劳作。
我最初教的是小学三、四年级的复式班。那个年代资源匮乏，教学从一本《毛主席语录》开始，我只能通过讲故事、唱歌来丰富课堂。后来，国家下发了正式的课本，教学才慢慢走上正轨。因教学成效显著，我被选送到临安泉口参加培训。之后，我被委以更重的任务——到新成立的王家初中教授数学。
学校建在王家桥村，离杨岭有十多公里。新校舍尚未完工，我暂住在村中的祠堂里。当地农民跟我说：“你胆子真大，祠堂四周没有人家，晚上我们都不敢去。”其实我也怕，可没有别的地方可住，只能当作一种独特的生活体验。
教室刚初步建好，我们就搬了进去。窗户还没装玻璃，我们用报纸糊上。报纸经不住风吹雨打，常常破损，我们就一次次重新贴好。做饭的柴火也是难题。没想到，一个周一的清晨，我们走进办公室，竟看到角落里堆着如山的柴火——原来是学生们利用周末自发从山上扛来的。这份无声的体贴，让我既感动又愧疚。为了感谢他们，我们特意买了钢笔作为礼物。
冬日，寒风从门窗的缝隙钻进教室。学生们各自带来“坐桶”取暖——这是一种木制器具，上方是可坐的木板，下方是炭火盆。课间，时常有学生招呼我：“邹老师，来这儿暖暖身子！”那份纯朴的关怀，让寒冷的冬日充满温暖。
周末，夜晚偶尔会放映露天电影，这是村民和师生共同的期盼。学生们总是提前摆好凳子，把最好的位置留给我。夜幕下，星光璀璨，微风拂过田野，大家坐在一起享受电影带来的简单快乐。坐在学生们预留的位置上，看着身边淳朴的孩子，我所有的疲惫都烟消云散。
我常常家访，和每一户家长深入交流。每次进门，家长都热情地泡上热茶，捧出自家炒的山核桃。围坐在一起聊家常，笑声不断，我仿佛成了这个村子的一员。后来，新学校建成了，我被调到公社中心的初中继续教书。再后来，我因患上严重的咽喉炎，不得不告别心爱的教师岗位。
岁月如梭，1996年，我到了退休年纪。之后，我跟随先生回到他的故乡余杭，在这个充满诗意的地方，过着宁静温馨的晚年生活。回望这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人生旅程，每一个脚印都深深镌刻着时代的印记。那些在杨岭的日日夜夜、与学生共度的温暖时光、在艰苦中磨炼出的韧性，都成了我生命中最珍贵的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