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文彬
摄影术自晚清传入中国，到民国初年，余杭古镇也有了照相馆。
在通济桥南侧百米开外，有一家名为“丽华”的照相馆，橱窗玻璃被擦拭得一尘不染，里面陈列着一幅幅棕褐色的老照片：穿旗袍的淑女身姿优雅，着西装的青年意气风发，蹒跚学步的孩童天真烂漫，还有穿对襟褂子的老人神态安详。
丽华照相馆馆主姓陈，是我的外公，年轻时曾在上海学习摄影技艺，学成后带着一身本事与全套器材前往临安于潜，开了一家兼顾钟表修理与照相业务的小店。那时，他还收了两位同乡做徒弟，师徒三人守着小店，日子虽不富裕却也安稳。
1943年，驻扎在于潜的日寇四处物色乡长人选，他们得知外公识文断字且在当地有些声望，便威逼他任职。外公百般推诿，在一个寂静的月夜，带着徒弟将那台德国产座机相机与全套冲印设备装上板车，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于潜。师徒三人徒步数日，最终在余杭通济桥南侧租下两间门面，“丽华照相馆”重新开张。那台带着黄铜镜头的座机，从此成了记录小镇的“时光机”。
在那个年代，照相是一件格外隆重的事，客人提前换上体面的衣服，女子薄施脂粉，孩子们则被再三叮嘱不许嬉闹。拍摄时，外公一边仔细调整背景布角度，一边温和地招呼客人：“来看这里，笑一笑——”随着快门“咔嗒”一声按下，镁光灯骤然闪过，鲜活的笑容就此定格成永恒的记忆。
新中国成立前夕，外公因身患疾病不得不关掉照相馆。那时，余杭镇上的照相馆已增至五家，其中“大来”与“华昌”两家名气较大。20世纪50年代公私合营时期，这些照相馆合并重组，成立了“长春合作照相馆”。外公当年用过的那台德国座机依旧在“服役”，只是橱窗里的照片换了新模样：胸前佩戴红花的劳动模范、手持钢枪伫立的民兵、并肩而立的工人农民，背景布也换成了“天安门”“井冈山”。
此后，照相馆的名字几经更改：1959年更名为“余杭综合社照相部”，文革期间又改叫“工农兵照相馆”，后又恢复“长春照相馆”……名字在变，可它记录人们生活、留存时代印记的使命却始终没变。
每年春节前半个月，是照相馆最忙的时候，一家人总要来拍张全家福留念，穿新袄的孩童依偎在祖母怀中，归来的游子挨着父亲坐得极近。除了全家福，碰上孩子满月、学生毕业、老人寿辰、新人婚庆，人们都会走进照相馆，讲究些的人家还会请师傅给黑白照片手工上色，再在相纸边缘工整地写上纪念文字。
父亲珍藏的相册里，至今还留着许多这样的老照片。照片背面用钢笔写着“1953年国庆留念”“欢送参军纪念”等字样，字迹工整清晰；照片下方则印着不同年代照相馆的字号。
这些影像不只是记录了人们的面容，更定格了那个时代特有的神情——那种面对镜头时，藏在庄重里的期盼，格外动人。
20世纪80年代初，彩色扩印技术传入杭州。爱赶时髦的年轻人觉得黑白照片土气，纷纷专程赶赴杭州拍摄彩照。那些摆弄了一辈子黑白影调的老师傅们，也不得不重新学习彩色摄影技术，照相馆陆续增添了彩照拍摄、代客冲洗彩色胶卷等业务。
曾经的“主角”——那台德国座机渐渐被冷落在角落，日本产的自动相机成了“新宠”。到20世纪80年代末，余杭古镇上又陆续开了三家个体户经营的摄影室，照相馆行业迎来了新的变化。
1985年，我因公出差到南昌，用半年工资买了一台傻瓜相机。这台相机操作简单，却能忠实记录下生活里的每一个快乐瞬间。或许是血脉里的摄影情结在延续，我渐渐迷上了摄影，拍摄的作品偶尔会见于报端，还为单位留存了许多珍贵的影像资料。
转眼到了世纪之交，数码相机与智能手机相继普及，“随手拍”成了人们的日常，传统照相馆渐渐失去了往日的热闹，一步步走向式微，余杭的老照相馆最终也消失在时代洪流中。
如今，轻触手机屏幕就能轻松定格瞬间，年轻人大概很难理解，那个要郑重其事走进照相馆、如同赶赴一场仪式的年代；更难体会到，每一张老照片都是一个时代的切片，里面藏着普通人家的悲欢离合，装着一代代人的共同记忆。
岁月悠悠，通济桥依旧默然伫立在原地，苕溪水也依旧潺潺向东流淌。唯有那些藏在老相册里的光影，还在静静诉说曾经的故事——它们像苕溪水一样，流淌在余杭人的记忆长河里，从未干涸，也从未褪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