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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 庆
最近，电视剧《太平年》热播，让吴越国钱氏家族的治世功绩再次穿透历史烟云走入大众视野。
五代乱世，中原板荡，千里沃野成厮杀疆场，百姓流离失所。而偏安东南的吴越国，却在三代五王的经营下，以“保境安民”为立国之本，凭72年的安稳治理，在东南沃土筑起乱世中的安宁屏障。尤其是钱弘俶“纳土归宋”的抉择，以家国大义的胸襟避免了生灵涂炭，更为百年后南宋建都杭州奠定基石。
在吴越史诗中，余杭既是畿辅之地的稳定屏障、钱镠治水安民的战略要冲，亦有跨越时空的文化传承，更因与吴越王室的姻亲关联，成为联结历史与当下的情感节点。这片土地上留存的钱王印记，早已化作山川草木的一部分，成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的情感纽带。
军事部署 畿辅之地的稳定屏障
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灭楚，于今浙江境内置14县，余杭县位列其中，属会稽郡。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年），析乌程西南之余不乡及余杭东北地设永安县（后改称武康）。建安十六年（211年），又分余杭西部及於潜东部地置临水县（后改称临安）。两次析地置县，使余杭县境大幅缩减。
地处都城近郊的余杭，始终是吴越国的重要外围防线，在钱镠“统一两浙、保境安民”的战略布局中占据关键位置。钱镠深谙乱世生存之道：唯有先守得一方安宁，方能谈民生发展。他将余杭视作都城防御体系的核心节点，抽调精锐兵力驻守，与都城形成“犄角呼应”之势。凭借这层屏障，余杭成功阻挡了外部战乱的侵扰。
余杭旧城原建于苕溪之南（今直街区块一带），转东二里，周回六里二百步，约2.5平方公里，始建年月已无考。东汉熹平元年（172年），陈浑任余杭令，次年便相度地势开南上、南下两湖，并将县城从苕溪南迁往苕溪北通济桥之西半里。隋开皇九年（589年），废钱唐郡置杭州，州治初设于余杭，城池又迁回苕溪南面。
唐僖宗乾符二年（875年），黄巢起兵祸乱天下，两浙惨遭劫掠，群盗盘结。镇海军节度使周宝为保境自安，发州兵戍守县镇，共分八都，其中清平都（又称清平军）即指余杭城。据《咸淳临安志》卷十八记载，余杭于“后唐时号为清平军城”，实则自晚唐设都兵起，余杭已称清平都，因苕溪穿城而过，溪南长期驻军，故亦称清平军城。
钱镠主政时，既未固守“避水迁城”的旧例，亦未盲从百姓聚集溪南的自发趋势，而是先筑县城于溪北以避水患，待堤坝、河道疏通完毕，再将县城迁回溪南，并将其扩展，号为清平军城。这在旧志上有明确记载，“旧县城在县南半里。东汉熹平间，县令陈浑迁溪北，后复徙溪南。钱武肃王又修广之。”（清康熙《余杭县志》卷之八“古迹”）“武肃王重筑余杭城，后徙于溪南，号清平军”“钱武肃王广其壕。”（清嘉庆《余杭县志》卷之二“建置”）
钱镠所为既顺应水运商贸的发展需求，使余杭成为舟楫往来的商贸枢纽，又通过水利建设解决了地理短板，让乱世中的余杭城重现烟火繁华。
水利兴修 泽被后世的民生工程
余杭位于东苕溪上游，上承天目山系诸水，下贯杭、嘉、湖三府。溪水流至余杭扇形地，襟带山川，地势平坦，易成洪涝，所以余杭“堤防之设，比他邑尤为重要。”
钱镠出身“世田渔事”之家，深知水利对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他曾在《筑塘疏》中写道：“民为社稷之本，土为百物所生，圣人云：‘有土斯有财’”。
南宋咸淳《临安卷》三十九载：“千秋堰，在（余杭）县东南二里，会昌二年废，吴越王复置，咸平中又废。”清嘉庆《余杭县志》卷十一《水利》亦载：“千秋堰，在县东南二里，汉熹平间置，唐会昌五年坍坏，钱武肃王复置。”
千秋堰为东汉余杭县令陈浑所筑，中唐坍塌毁损，五代时由钱镠重新修复。据南宋咸淳《临安志》记载，千秋堰位于余杭县东南二里，由陡门和滚坝组成，滚坝为里高外低的坝体，北面连接苕溪，南面连接南渠河。平时陡门关闭，阻挡苕溪水；涨水或需灌溉时，开启陡门，苕溪水漫过滚坝流入南渠河，实现蓄水与泄水功能。滚坝下方南渠河处形成一潭，称“坝潭”，旁有“坝潭桥”。
修复后的千秋堰与周边水系相连，可灌溉余杭东南诸乡及钱塘钦贤、履泰等乡大片农田。至北宋末政和年间（1111—1118年），千秋堰因陡门涨沙而填土塞堰。
1959年治理南渠河时，在通济桥西400米处建幸福闸，引溪水经木竹河下游旧道入南渠河。至此千秋堰旧河道淤为平地，发展为千秋街。如今漫步在千秋街上，脚下的青石板路下，仍流淌着千年前的治水智慧。
钱镠在苕溪凤仪塘东修筑的乌龙笕，是余杭水利史上的标志性工程。其名源于古代“笕”（引水设施），因该段河道狭窄、落差明显，汛期水流湍急，如“乌龙喷水”而得名。
乌龙涧通过陡门、涵洞等设施，调节苕溪水流，实现灌溉与排涝功能。它承接千秋堰的水源，向南贯通至钱塘，形成了一条跨区域的灌溉水道。《嘉庆余杭县志》称其“最为冲要”。
乌龙笕最妙的设计，在于它采用“以泾均水”的理念——通过分支水道均匀分配水源，既保障灌溉需求，又避免河水积聚泛滥。这种治水智慧，即便放在今天也不过时。
当地至今还流传着钱镠修笕的故事：钱镠效仿韩信“囊沙壅水”典故，指挥众人用溪沙快速筑起堤坝，又命人砍来毛竹打通竹节连接起来，顺着地势从高处引水下流，再通过分支竹管将水均匀分到各片农田。短短数日便解了水患，百姓感念其恩德，将这条笕渠称为“乌龙笕”，说它像一条乌龙，从上游蜿蜒而来，带来了生机与希望。
南渠河是分流苕溪和南湖之水的人工河道。钱镠时期虽未直接开凿此河，但修复的千秋堰、乌龙笕等工程进一步完善了南渠河的水源供给体系。南宋淳祐七年（1247年），西湖干涸，正是通过疏浚南渠河引天目湖水入城，才解了杭州城的用水之急。
钱镠不仅重视水利，更建立了一套长效的维护机制。他设置都水营使，专门负责治水，招募兵卒成立专业建制的“撩浅军”，常年负责河渠疏浚、堤岸修缮。他们创造了“圩田”模式——沿河修筑堤岸，内以围田，外以隔水，堤岸设闸门，旱则开闸灌田，涝则闭闸防洪，这套体系让杭嘉湖平原从此“旱涝不及、为农美利”。
文化遗存 跨越时空的精神传承
钱镠及其家族在余杭留下的文化印记，如旧志所载，“吴越钱武肃王径行于县，有万岁桥。”“万岁桥在县东半里，按察分司之侧。昔吴越王道经于此，百姓皆呼万岁，故名。”“（元同桥）传为元同与钱武肃王相度地理、凿池架梁之处。”
祈愿安康的千年古塔。据《嘉庆余杭县志》等地方志记载，安乐塔的由来与“吴越国王子筑庵养疴于此而愈”有关。相传，吴越国王子在余杭狮子山养病，钱镠曾亲自前来探望，他见狮子山风光秀丽、泉水甘甜，便命人在山中修建了一座庵堂，让王子安心养病。王子在山中住了半年多，病情逐渐好转，痊愈后为表感恩，也为了祈求百姓安康，便在山巅建塔，取名“安乐塔”，山名也由此改为安乐山。
部分资料称，安乐塔始建于五代吴越时期（907-947年），若此说法成立，钱镠作为吴越国开国君主（907年受封吴越王），有可能与塔的建造相关。但也有学者分析史志认为，安乐塔始建年份可能在942—975年之间，这一时期吴越国由钱镠孙子钱弘俶统治，因此也有可能是钱弘俶所建。
初建时，安乐塔为六面五层砖木结构，后经明代增筑至七层，现高35.28米，塔身砖雕仿木作倚柱、阑额、斗拱，五至七层外壁简约，饰火焰形龛。塔内设151级石阶，可盘旋至顶，现因保护需要封闭登临。
促进宗教文化发展。安乐山北临南渠河与余杭塘河交汇处，地势较高，便于粮食贮藏转运。根据现有史料和研究，“旧仓城，在余杭县东南二里安乐山，唐永贞初，刺史张纲置。张纲奏置仓宇四十二间。吴越时，钱氏废仓建寺，仓址仍在。”后晋天福三年（944年），吴越国钱氏家族废除安乐山仓城，将其改建为庆善院，并邀请僧人延沼开山建寺。
北宋治平二年（1065年），庆善院更名为善法禅寺，元末毁于战火，明洪武初年重建，俗称安乐寺。直接记载钱镠参与废仓建寺的史料较少，部分史料认为安乐塔可能由钱镠孙子钱弘俶在955—975年期间建造，与废仓建寺并非同一事件。
洞霄宫与政治的智慧融合。唐末五代的战乱让道教发展呈现南北分野，北方道观因战火衰败，南方则在割据政权的扶持下迎来转机。其中，吴越国钱镠重建余杭天柱观的举措，成为这一时期道教与政治互动的典型缩影。
余杭天柱观始建于唐高宗弘道元年（683年），最初只是一座地方道观。唐玄宗时期，虽有朱法满、叶法善等知名道士在此活动，但影响力始终局限于江南一隅。唐末战乱打破了这份平静，吴越地区先后遭黄巢起义军占领、藩镇势力争夺，天柱观在战火中走向衰败，加上此前道观被改为坐南朝北的朝向被认为“阴背阳、违地势”，最终陷入“观中寥落、难驻贤德”的境地，道士连基本的斋醮活动都无法维持。
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年），已掌控两浙的钱镠邀请天台山高道闾丘方远主持重建天柱观。新道观于光化三年（900年）竣工，此时钱镠已统一两浙、受封彭城郡王，所撰《天柱观记》刻石立碑。
重建过程中，钱镠依地形山势将道观朝向恢复为坐北朝南，同时扩充基址、营建大殿、上清精思院、堂厨等建筑，还修建了虚皇坛、祥光亭、元同桥等。钱镠此举不仅是复兴道教，更将其与“保境安民”的政治诉求绑定，借宗教的力量稳固统治、安抚民心。
重建后的天柱观成为两浙地区规模最大的道观之一。北宋初期，天柱观改名为洞霄宫，此后不断得到宋廷封赏，逐渐成为全国地位最显赫的道观之一，这种盛势一直延续到宋末元初。
如今，洞霄宫遗址地面建筑不存，大殿基座、断墙残垣及元同桥等遗迹尚存。其中，保存最完整的是元同桥，系钱镠为纪念元同先生所造，后重建于南宋淳熙甲辰年（1184年），还可以依稀感受到昔日的繁盛荣华。
佛缘深厚的霸业起点。明万历《余杭县志》卷之九《径山志·外护》载：“唐僖宗时，镠率乡兵破走黄巢，昭宗拜为镇海镇东军节度使。天复二年，封越王。梁大祖封吴越王，谥号武肃。王微时，到径山，神鼎諲禅师识之。后諲禅师人灭，武肃王自述《赞》四十句。又谥师为建初兴国大师。塔曰广济。王将薨，谓文穆曰：‘吾昔自径山，法济示吾伯业。自此发迹建国立功。他日汝等无废吾志。’其后文穆、忠宪、忠懿王，皆不忘武肃之遗旨。”
文中说，钱镠未曾显名时曾到径山游历，径山洪諲禅师见其形貌奇伟、气度沉雄，断言此人他日必成大器。后来，洪諲禅师圆寂，已成为吴越武肃王的钱镠亲自为他写了四十句的赞词，还追封其为“建初兴国大师”，将他的佛塔命名为“广济塔”。
临终前，钱镠拉着儿子文穆王钱元瓘的手叮嘱道：“当年我在径山，洪諲禅师点化我成就霸业，我才从那里发迹，最终建立吴越国、立下功业。以后你们千万不能忘了我的这份初心，定要把这份基业守好。”
钱镠受封吴越王之后，上表请求赐封（僧人）为法济大师，追赠谥号为“建初兴国大师”，并亲自为佛塔题写塔名：广济之塔。这在清康熙《余杭县志》卷之八“杂志”有载：“景福二年，武肃封吴越王，复表乞赐号法济大师，谥为建初兴国大师，及亲号塔曰：广济之塔。”
明万历《余杭县志》卷之十《洞霄宫·宫观》也有记载：“祥光亭在大涤洞口。钱武肃王微时卧巨石上，指洞曰:‘余异日富贵，当建亭覆此石。’及贵，作亭营饰甚盛，而瘞石亭下。”
后来，文穆王、忠宪王、忠懿王几代君主始终铭记着武肃王的遗训，从不敢懈怠。
吴越王室的姻亲盟友。余杭马绰，是钱镠妻子马氏的兄长，马绰的女儿又嫁钱元瓘，两代吴越王皆为余杭马家女婿。
马绰与钱镠早年同在董昌帐下效力，二人因共同经历结为至交。钱镠曾因点兵时花名册丢失，凭借惊人记忆力逐一报出士兵姓名，但马绰深知董昌多疑，担心此举会引发猜忌，遂建议钱镠用白纸冒充名册，成功化解危机。此事使钱镠对马绰的智谋和忠诚深感感激。
在钱镠讨伐董昌、统一两浙的过程中，马绰始终追随左右，参与平叛、治理等事务，被钱镠委以两浙行军司马、雄武军节度使等要职，成为钱镠政权的重要辅佐。
电视剧《太平年》以吴越国的治世故事，勾勒出五代乱世中的“理想国”图景，而余杭正是这一图景最鲜活的注脚。从清平军城的烟火到千秋堰的流水，再到安乐塔的余晖，余杭的每一处印记都在诉说：真正的霸业，从来不是开疆拓土的征伐，而是让百姓安居乐业的守护；真正的太平，从来不是转瞬即逝的安稳，而是跨越千年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