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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洋 李凌
1931年，余杭。在熔炉吐息的滚滚热浪中，在铁锤的敲击声里，一位面容清癯的老先生借着通红的炉火，翻看一本名为《苏联游记》的小册子。书页间，苏联十月革命后的蓬勃景象跃然纸上，让这位始终关注中国前途命运的学者心潮起伏。他时而凝视铁锅的雏形在模具中逐渐凝固，时而抬起头陷入深沉的思索……
老先生名叫何燮侯，曾任北京大学校长，此刻在余杭隐居，以铸造锅具为生。在余杭的十年岁月里，他将自己的理想与热忱灌注在滚烫的熔炉里，在一锤一锤的锻造中，铸造赖以生活的器皿，更锤炼出坚定的理想信念，寻觅自己的精神归途。
京师铸器 在危难时守护北大
何燮侯本名何燏时，1878年出生于浙江诸暨，其父何颂华是晚清秀才、书法家，相传杭州“楼外楼”的匾额便出自他手。
在父亲的影响下，何燮侯从小接受系统的国学教育，后拜“近代诗坛三杰”之一的蒋智由为师，蒋智由曾力主维新变法，倡导民主自由之风。在老师的影响下，何燮侯的眼界日渐开阔，对数理、几何等新学萌发了浓厚兴趣。
1897年，求是书院在杭州创办，何燮侯成为首届学生。一年后，经院长林启推荐，年仅20岁的他公费赴日留学，顺利考上东京帝国大学工学采矿冶金系。留学期间，何燮侯刻苦学习专业技能，广泛结交有志之士。1903年，他联合经亨颐、周树人、陶成章等20余位浙江同乡，共写《在留东京绍兴人寄回同乡公函》，呼吁乡人远渡重洋、开拓眼界，学成归来报效祖国。
1905年，何燮侯学成毕业，成为中国留学生在日本毕业第一人。1906年回到阔别八年的祖国后，何燮侯调往北京，成为京师大学堂教习，后接连担任员外郎、工科监督等职务，职责大多与设备采买、校舍建筑等相关。
1912年5月，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国立北京大学。同年10月，时任总监督的马良因经费不足，无奈用学校的地块做担保，向比利时银行贷款40万法郎。消息传出，引发轩然大波。迫于社会各界对其“倒卖校产”的责难，马良引咎辞职，北大校园一片混乱，如果债务不能及时清偿，学校的土地可能被银行收走。
值此危急存亡之际，何燮侯临危受命，接过了北大校长的重任。
继任后，摆在面前的第一个难题是经费。当时，北大经费严重缺损，连正常开学都难以为继。何燮侯第一时间以北大校长的名义向华俄道胜银行借款七万两，解决了燃眉之急，同时与教育部交涉，最终争取到按月拨付办学经费的承诺，北大才得以如期开学。
其次是纪律问题。北大前身为京师大学堂，不少学生出身权贵，志不在学，只求文凭，以谋仕途，以致校纪松弛、风气散漫。为整肃纪律，何燮侯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规定预科生需通过考试才能升为本科生。这些举措逐步扭转了旧习，促使学校办学走向正轨。
最后是师资问题。大学之“大”，在于大师，何燮侯上任后，凭借自己的名望，广延人才到北大任教。沈尹默、马裕藻、沈兼士、钱玄同等一批优秀学者，正是经他与胡仁源的邀请陆续进入北大，为这座学府奠定了坚实的师资基础。
然而，何燮侯雷厉风行的作风，尤其是严格考试制度的推行，触动了部分学生的利益，一些学生围堵在他的办公室前，胁迫他辞职。尽管承受巨大压力，何燮侯仍坚持原则，对学生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终争取到了他们的理解。
更大的阻力来自外部。何燮侯在北大的一系列改革虽收获成效，但也引起了各方势力的不满。1913年夏，北大首次向全国招生，但当时的校舍十分紧张，何燮侯只能向当局申请扩建校舍，计划将之前已建成的校舍投入使用。然而，当局不仅未批准扩建校舍，还将部分校舍划分给陆军讲武堂用。
为减少国家教育经费，当局意欲将北大与北洋大学合并。消息传来，何燮侯彻夜难眠，连夜向大总统袁世凯上书：“办理不善，可以改良；经费之虚糜，可以裁节；学生程度不齐一，可以力加整顿，而唯此一国立大学之机关，实不要遽行停止。”最终迫使当局收回成命，保留住了北大名校。
尽管何燮侯凭借一次次的据理力争守住了北大，但当局的种种压制与袁世凯的专制作风，已让何燮侯感到心力交瘁。1913年11月，他正式辞去北大校长一职，开始寻找新的报国之路。
余杭铸铁 在熔炉边锤炼信仰
辞职后，何燮侯携妻子回归诸暨故里，隐居了近五年时光。一天，朋友来访，和他分享在印度尼西亚经营实业的见闻，何燮侯的眼睛亮了：如果将此类工业引入国内，是否也能走出一条振兴实业的路子？
此后，他先后在浙江、福建等地筹划开矿，参与了长兴煤矿等项目的创办。由于缺乏经验，资金、人手与基础设施等问题接踵而至，企业最终难以为继。1931年前后，何燮侯又与乡贤集资，在诸暨枫桥镇修建枫上铁路，后因经营困难暂停运营。
接连的挫折，让何燮侯不得不暂停实业救国的实践。他开始思索：在旧官僚体系中难以救国，实业兴国的理想也屡屡受挫，中国的出路究竟在何方？此时的他，已步入人生低谷，仅有的一点积蓄消耗殆尽，何燮侯只得向故旧筹借3000元在余杭开办了一家小厂，主要铸造铁锅、农具等，勉强维持一家生计。
何燮侯在余杭创办的“公益冶坊”位于直街邵家桥堍北侧，有职工六七十人，专门生产以灰口铁浇铸的铁锅、犁头等生铁制品。其铁锅质地薄、传热快、耐高温，品种多样，远销杭嘉湖地区，但冶坊利润微薄，只能维持家庭生计。
“公益冶坊”坐落于宝塔山下，制锅用的粘土取自租用的文昌阁、三里铺稻田，通过养牛踏泥增强韧性。夏季，挖取制锅模型所需的粘土后，田地继续耕作，由农户代管，田赋由冶坊承担。
生产时，冶坊采用一种名为“炮仗炉”的熔铁炉，以白炭为燃料，依靠数人拉动手拉风箱鼓风。何燮侯在余杭经营约十年，后迁至杭州长板巷开办锅子厂，制锅泥料仍从余杭水运供应。
1932年，旧友罗振玉、郑孝胥欲罗致何燮侯出任伪满洲国教育部长，并汇来3000元“旅费”。何燮侯断然拒绝，在回信中，他痛斥二人卖国求荣，与他们割席断交。同时，何燮侯对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也十分不满，拒绝了国民党高官的几次邀请。
在余杭，何燮侯居住在朴素的民居里，每日步行街市，与市井百姓交谈。这段深入民间的隐居岁月，让他获得了观察中国社会的另一种视角，也成为其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
他开始系统阅读马克思主义的有关著作。1928年前后，何燮侯在友人家中读到《资本论》，后又翻阅到艾迪博士的著作《苏联游记》，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浓厚兴趣。他时常泡在图书馆里翻阅资料，或与友人在书房里讨论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原因，仿佛找回了就任北大校长时的风采。
当时，国民党政府查禁一切共产主义书籍，何燮侯屡次冒险在上海内山书店收购《资本论》《共产党宣言》《辩证唯物论》等进步书籍，认真研读学习。
“求学”路上，少不了朋友的帮助。1927年，枫桥镇党支部书记陈柏树主动拜访何燮侯，与他长谈革命形势。留学期间，何燮侯便与鲁迅有交往，据《鲁迅日记》记载，归国后，两人多次交流时事。何燮侯常去的上海内山书店，正是鲁迅常去的文化阵地之一。与这些益友的交往，让何燮侯磨砺了自己的思想，开始思索起救国救民的道路。
余杭十年铸铁生涯，何燮侯边阅读进步书刊，边制作锅具维持家用，这段散发热力与光芒的岁月，让他的信仰逐渐定了型。
参考文献：
[1]冯丽佳.何燮侯传[M].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杭州,2018.
[2]柳哲.北大校长何燮侯[J].文史月刊,2014,(9).
[3]许永明.何燮侯：从北大校长到创办余杭公益冶坊[J].苕溪,2021,(3).
[4]陈冰兰.何燮侯在余杭[J].苕溪,2021,(3).
烽火铸魂 在洪流中见证新生
1937年12月23日，余杭县城沦陷。何燮侯为避战火回到诸暨老家。眼看着华夏大地疮痍满目、战火纷飞，他心中满是痛楚与忧愤。
抗日战争时期，周恩来代表中共长期做统一战线工作，努力团结各方主张抗日救国的力量。1939年，周恩来来浙江视察抗日前线，年逾花甲的何燮侯前往十公里外的枫桥镇迎接，二人相谈甚欢。此后，何燮侯结识了更多共产党人，多次公开宣传共产党的抗日行动，为党在浙东一带凝聚民心、开展工作奠定了基础。
1943年，浙东游击纵队政委谭启龙来到枫桥。何燮侯与他彻夜长谈，从清末留学说到执掌北大，从实业受挫讲到余杭十年。谭启龙对这位亲历近代中国沧桑的老学者深表敬佩，更对他信仰马克思主义、坚持抗战的立场十分赞赏，邀请他参加四明山召开的浙东敌后各界人民临时代表会议。1945年1月21日会议开幕，何燮侯当选浙东敌后临时参议会副议长，负责浙东地区的抗日宣传与统战动员。
抗战胜利后，何燮侯毅然追随中国共产党，积极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因此遭到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
1945年，何燮侯在返乡途中因公开赞扬共产党抗日功绩而被捕。在狱中，年近七旬的他备受断食、断水与酷刑的折磨，却始终不屈。面对秘密审讯，他慷慨陈词，痛斥国民党罪行。在各界力量的营救与舆论压力下，何燮侯最终平安出狱，然而，国民党让他保证之后再不宣传共产主义，何燮侯断然拒绝。
之后，何燮侯再度被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绑架，并交秘密法庭审讯，最终被亲友营救出狱。
出狱后，何燮侯再度定居余杭，住在一间十平方米的小屋内。虽身处国民党监视之下，他仍秘密联系中共地下组织，倾囊资助革命。
1949年5月，杭州解放；同年9月，何燮侯作为特邀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并联合16位代表提出“请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名义电告联合国大会，郑重声明否认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提案。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何燮侯当选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1949年10月1日，北京，开国大典，71岁的何燮侯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看着五星红旗在广场上冉冉升起，他不禁热泪盈眶：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篇章，中国人民终于摆脱了“三座大山”的压迫，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
新中国成立后，何燮侯又接连担任中央人民政府监察委员会委员，第一、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根据自己创办实业的宝贵经验，何燮侯极力主张江南地区发展丝绸等工业，并在浙江农村地区开展广泛调研，实地了解工农业发展情况。
1961年4月17日，何燮侯因病溘然长逝，享年83岁。
何燮侯的一生，恰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探索救国之路的缩影：从旧式文人到新学先锋，从教育救国到实业尝试，最终在马克思主义中找到归宿。余杭之于他，是思想觉醒之地、信仰诞生之所，在这片土地上，一个传统知识分子完成了向现代革命者的转变，在困顿中沉思，于实践中觉悟，最终将自己的命运与民族的前途熔铸一体，百炼成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