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渊鹏
苕溪，那一脉自天目山奔泻而来的急流，像不知疲倦的野马，头也不回地直奔太湖而去。那时溪上无桥，只疏疏的几个渡口，撑着几艘老旧的渡船。一溪之隔，两岸便成了两个鲜少往来的世界。我们这边，与对岸的童子，虽能望见彼此模糊的身影，听见隐约的吆喝，却仿佛隔着天堑。
溪岸旁宽阔的滩涂草地，是我们童年的乐园。夏日水涨，它便默默地沉入清凉的溪底，我们跟大人撒网捕鱼。待得水退，留下一层厚厚的淤泥。不过几日，绿意便争先恐后地钻出来，随即是星星点点的野花，最后便成了茫茫的一片青纱帐。我们将家里的羊儿赶到这里，任它们在草丛里窸窸窣窣地啃食，自己则在那厚毯似的草上打滚、摔跤、望着天空发呆。
趴在那柔软的草上，目光总是不由自主地越过那片哗哗作响的水面，飞到对岸去。对岸的孩子，也赶着他们的羊，白色的点子，在绿茵上缓缓移动。不知是谁先起的头，双方开始比武，互相掷起石子来。那石子飞过宽阔的河面，早已是强弩之末，只在离岸老远的地方，溅起一朵微不足道的水花，便沉没了。但这仪式般的“战斗”，却日日上演。我们鼓着腮帮子，使劲吆喝，仿佛两军对垒，谁也不肯在声势上输了阵。这隔空的叫阵，非但未解好奇，反为那一片陌生的土地，蒙上了一层更为诱人的、带着神秘的色彩。那边的远山有多高？太阳为何从溪东升起必到溪西落下？林子里是否藏着不一样的鸟雀？他们的村庄，又是何等模样？这一切，都成了盘踞在我心头，挥之不去的谜。
十岁光景，这好奇便如春草，在心底疯长，再难按捺。一日，与最要好的伙伴市根密谋良久，瞅见一列黑乎乎的运输拖驳船，喘着粗气，“突突”地驶过。我们心想，若能扒住船帮，借一把力，渡过这急流想必不难。于是我们溜下水，向着那钢铁的巨物奋力游去。刚靠近，便觉着了不妙。水流被船身劈开，搅起巨大的漩涡，带着一股蛮横的吸力，将我们直往那吃水的船底拽。要将我们拖入无尽的黑暗。正在魂飞魄散之际，船上一位工人探出身来，大喝一声，随即便是一只黑乎乎的旧汽车内胎抛到我们眼前……才算捡回了一条小命。这事，我们谁也没敢告诉家里，如此玩命的勾当，若叫大人知晓，一顿狠狠的“竹笋炒肉”是断然逃不脱的。
虽吃了这般大亏，心里那点执念，却并未熄灭。到了十二岁那年夏天，听闻对岸的村子要放电影，放的正是我们魂牵梦绕的《渡江侦察记》。这消息，像一颗火种，瞬间将所有的恐惧与教训都烧成了灰烬。
这回，我们筹划得“周密”了些。时值盛夏，索性便不穿衣裤。我们将短裤汗衫用几张宽大的荷叶包好，又寻来柔韧的桑树皮，将那荷叶包扎得紧紧的。我们光溜溜地滑入水中，像两条无鳞的鱼，只靠一张嘴，死死叼住那系着荷叶包的桑树皮。溪水阴冷发寒，激得我们一哆嗦。游到中流，水势更急，冰冷的寒意丝丝缕缕地渗入筋骨，一个浪头打来，我喉头一呛，嘴巴不自觉地松了一口气，荷叶包在湍急的头也不回地顺流而去了。我们眼睁睁看着全部的家当被水吞没，容不得多想，只能咬紧牙关，拼命向对岸游。
待到手脚并用地爬上岸边的卵石滩，我们已像两摊烂泥，瘫在尚有余温的石头上，动弹不得。过了许久，才挣扎着爬起来。电影不能不看，可这一丝不挂的，如何见人？我们只好用手遮挡着，做贼似的，溜进村边的打谷场。银幕已亮了起来，人声鼎沸，我们不敢往前挤，只好绕到银幕的反面。反面的影像，左右皆是颠倒的，人影、枪炮，都带着一种奇异的别扭，但这于我们，已是无上的享受了。看着银幕上的英雄们在枪林弹雨中泅渡长江，我们这方才横渡了苕溪的“壮举”，似乎也平添了几分豪气。看着，看着，极度的疲惫如潮水般涌上，竟不知在何时，沉沉睡去了。
不知什么时候，我们被人用脚轻轻踢醒了。睁眼一看，月明星稀，场地上早已空无一人，只余下孤零零的白色幕布，在夜风里微微晃动。叫醒我们的，是村里放哨的民兵。他提着手电诧异地看着草堆里这两个赤条条、浑身被蚊子叮得满是红包的陌生孩子。我们吓得像两只受惊的兔子，跳起来，头也不回地扎进了沉沉的夜色里。
那一夜是如何回的家，对岸的村庄究竟是何模样，在记忆里竟都模糊了，只剩下一身被蚊虫叮咬的痒痛，与那银幕反面颠倒晃动的光影，深深地烙在了脑海里。
多年以后，苕溪上终于架起了长桥，汽车一脚油门，便到了昔日那个神秘的对岸。童年的好奇，也随着这桥的贯通，渐渐消散了。只是我常常想起，那一年，那两个光着身子，叼着荷叶包，在冰冷的急流里，为一个模糊的念想而拼尽全力的孩子。那份近乎鲁莽的、执拗的好奇，那份对未知世界最本真的向往，或许，才是苕溪赠予我童年的，最丰厚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