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葛 鑫
母亲生于20世纪40年代，退休前是一名中学教师。她总说自己“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年轻时最爱把素色手绢绑在麻花辫上。
十八岁师范毕业那年，母亲被分配到一所完小教书。她用零碎布料缝制了两个假领子，每天清晨用搪瓷缸装热水熨烫得平平整整。雪白的领口衬得本就白皙的她像初春的杏花，在灰扑扑的乡村校舍显得格外清丽?。
这般爱美的女子，却非常节俭，不舍得给自己添置新衣裳。1982年春，母亲要到公社领“三八红旗手”奖状，父亲翻遍衣柜直叹气：“领奖穿补丁衣裳，倒像我们苛待了模范。”
在父亲的催促下，母亲捏着攒了半年的布票，在供销社柜台前转了三圈，终于扯回了五尺淡绿色“的确凉”。那抹新绿像刚抽芽的柳条，可是村里的裁缝王小五，却给做废了，母亲终还是穿着补丁衣服领了奖。
有一天放学，我看见母亲坐在窗前拆那件做废的绿衣服。春阳斜斜地照着她，鬓角有些许细汗，缝纫机踏板发出轻快的咔嗒声。她像变戏法似的，用拆下的“的确凉”布给我做了一件带荷叶边的衬衫，还配了条背带短裤。
我穿着新衣服跑过青石板路，淡绿色的衣角翻飞如蝶，惹得女同学们无比羡慕。母亲倚着门框，微笑着看我，风掀起她洗得发白的蓝布衫。
我出嫁的时候，母亲打开樟木箱取出一块布料：“本想亲手给你缝件嫁衣，表达一下当妈的心意，可现在城里姑娘都时兴穿婚纱了……”
那年，她摩挲着布料的手背已布满褐斑，却仍坚持给我未出生的孩子缝了两个小肚兜。那手缝的小肚兜，像陈年的茶叶，沉淀着岁月。
十六年前，母亲来杭州照顾孕中的我。我们娘俩在家附近的丝绸街上散步，那日细雨绵绵，逛到一家旗袍店时，她隔着橱窗抚摸真丝旗袍，手指在玻璃上划出水痕。
“妈妈年轻的时候来杭州串联，就喜欢这些柔软的面料，和画上一样……”话未说完，她便转了话头，“这料子太金贵，抱孩子不方便。”
我说：“以后我给你找裁缝定做一件，肯定比画上还好看。”
后来，我总梦见她穿着淡绿色的旗袍，在丝缎铺子里轻盈转身，可追到跟前却变成病床上插满管子的模样。
母亲走的那天，家里长辈直摇头：“按老规矩，不能穿旗袍。”我攥着紧急赶制的真丝旗袍，滚边的珍珠硌得我掌心发疼。我隐约看见母亲鬓角银丝里藏着干枯的蝴蝶，还是当年扎头发的旧手绢，母亲终也没能穿上我承诺的旗袍。
整理遗物，我在樟木箱底找到了一匹淡绿色的绸缎，标签上写着我的生日。原来，那年她偷偷量了我的尺寸，还没来得及动剪刀，她就生病了。我的手滑过冰凉的绸面，泪水浸湿眼眶，我恍惚看见年轻的母亲站在裁缝铺前，攥着布票的手微微发抖。
三月的小雨又落满杭城，丝绸街的梧桐抽了新芽。我没能让母亲穿着旗袍走过春天，却在她留下的绿绸缎里，摸到了永不褪色的年轮。这匹布在等某个清晨，等我把遗憾缝成蝴蝶，别在岁月的衣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