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重塑全球经济图景。在这场关乎未来的全球科技竞赛中，各个城市应如何布局，又该如何破局？近日，珠海以一项具有标志性的举措给出了自己的回答——成立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发展局。这不仅是一个机构的设立，更是一座城市在面对“新质生产力”这一时代命题时，所展开的一场系统性的主动突围。（本报1月8日02版）
□聿声
珠海的选择展现难得的战略定力。在全国各地纷纷比拼算力规模、争抢企业落户的当下，珠海另辟蹊径，将制度创新作为自己的“王牌”。这种做法超越传统的招商引资思维，直指人工智能发展最深层的痛点——技术、数据与规则的系统性协同。设立专门机构统筹协调，意味着珠海正试图从根源上破解“数据孤岛”“行政壁垒”等制度性障碍。这种从“管理者”到“服务者”的角色转变，正是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要求。
更深层次来看，珠海此举是对传统城市治理逻辑的一次重构。当人工智能从产业层面上升到城市发展核心引擎，城市治理就必须打破部门界限，实现跨领域、跨层级的系统整合。珠海提出探索场景、开发数据、发展算力、推动出海四大支柱，恰恰对应人工智能发展的完整生态链。其中，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条例的出台，更是将法治思维融入技术发展，为人工智能的健康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珠海的探索还触及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的核心课题。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珠海正在探索技术、数据和规则的跨境流动路径。这不仅是为自身发展探路，更是为“一国两制”框架下的创新合作机制提供新的实践样本。从这个角度看，珠海的试验具有超越一城一地的战略价值，是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进程中，一次富有远见的制度探索。
当然，从制度设计到实际效能还有很长距离。真正的挑战在于，这个新设机构如何真正实现“化学融合”，而非简单的“物理整合”。能否有效协调各方利益，建立可信的数据共享机制，形成可持续的创新生态，都需要时间的检验。特别是在数据确权、隐私保护、算力公平分配等敏感问题上，珠海需要有更大的智慧和勇气。
在人工智能时代，城市竞争的内涵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它不仅是技术实力的比拼，更是制度创新能力的较量。那些能在治理体系上率先突破，为技术发展提供更优制度环境的地方，将在这场竞赛中获得先发优势。人工智能的发展最终要服务于人的需求，而制度的完善正是确保技术向善的根本保障。珠海迈出的这一步，既是对自身发展的主动谋划，也为其他城市提供有益借鉴。在这场决定未来的竞赛中，制度创新的重要性正日益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