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城市社区治理效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城市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其治理效能直接关系党的执政根基与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品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绝非简单的“组织覆盖”或“政治表态”，其深层逻辑在于将党的政治优势与组织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然而，这种转化并非自动完成，它需要在治理过程的关键环节实现系统性的功能嵌入与融合。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余杭街道通过以党组织牵头调研夯实治理的信息基础，以有序协商凝聚多元主体的治理共识，以制度创新将有效实践沉淀为长效机制，最终实现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从“组织在场”迈向“治理有效”。党组织牵头调研夯实治理的信息基础，破解社区治理中的信息失灵问题。城市社区的“陌生社会”“居民个体原子化”属性使得个体诉求天然分散、碎片化，缺乏组织化的表达渠道。党组织牵头深入居民调研，能够将分散的民情信息汇聚起来，使治理决策建立在真实而非想象的需求之上。从理论上看，党组织牵头调研的核心价值不在于“代替群众想”，而是在于“保障群众的声音被听见”。传统的行政化信息收集往往依赖于台账报送和被动接访，其信息传递链条长、失真率高，且倾向于过滤掉“不紧迫但真实”的民生诉求。

　　余杭街道华坞社区的垃圾投放点重建，提供了一个从“信息失灵”到“信息感知”的微观样本。一场意外火灾让垃圾投放设施受损，物业计划原址重建，却引发低层业主与高层业主的激烈对立——低层住户心有余悸要求移位，高层住户则不愿多走几百米。面对这道棘手考题，社区党组织没有急于表态，而是选择了倾听。由网格党员、社工、志愿者组成的攻坚小组分片包楼、错峰上门，用整整3天走访112户相关居民，理清了安全、选址、运维、便民四大类76条诉求。最终将一场可能滑向对抗的情绪化争执，重新拉回到真实诉求上，为后续协商提供了共同的事实基础。用有序协商凝聚多元主体的治理共识，化解社区治理中的利益分化难题。城市社区的利益分化是客观现实，如同一栋楼里，高层住户与低层住户对加装电梯的态度可能截然相反；同一小区内，不同楼栋对公共空间改造的诉求未必一致。从理论视角看，有序协商就是让“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将组织优势转化为共识能力。党组织的政治权威为协商提供了初始信任，党组织的组织网络为协商提供了参与动员的条件，党组织的协调能力为协商提供了利益平衡。有序协商的核心要件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其一是“有平台”。党组织搭建协商载体，使分散的意见有处可诉、有序可循。南安社区依托“幸福红立方”工程，牵头搭建了社区、业委会、物业三方协同议事平台，组建了“加梯帮帮团”，有效解决了凤兴一区小区4幢3单元拖了3年的加梯项目问题。山西园社区党委牵头，召集小区党支部、业委会、物业召开多方联席会议，敲定“物业先行垫资维修”的处置方案，紧急破解电梯停摆维修应急问题。其二是“有规则”。协商不是无序争论，而是在明确的议事规则下进行。通济社区党委通过“聚力、聚智、聚心”的“三聚工作法”，定期召开专门协商电梯维护责任的议事会，重点解决加梯之后由谁来管的长效维护的问题。其三是“有反馈”。协商的结果必须能够进入执行环节，否则协商便沦为空谈。上文山社区上城悦之城小区在新物业入驻后，落地执行秘书制度，每周一、周三驻点办公，负责记录业委会会议、监督物业工作，将相关内容整理更新至“备忘录”，保障业委会决议和业主诉求落到实处。

　　以制度创新将有效实践沉淀为长效机制，推动社区治理走向制治常态。治理不能依赖“运动式”攻坚，也不能寄望于“能人效应”的持久化。将实践中验证有效的做法固化为制度，使治理效能从“偶然”走向“必然”，是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关键。从理论视角来看，制度创新的意义在于将成功的互动模式“编码”为可重复调用的规则，降低其后续治理的系统性交易成本。社区治理中大量精力消耗在重复性的协调、说服与监督上，如果每一次物业更换、每一次加梯协商都从零开始，治理效率将极其低下。

　　余杭街道在社区、物业管理方面的制度创新具有典型意义。针对物业履职缺乏硬约束的普遍性难题，街道层面成立了物业服务行业自律联盟，由辖区34家物业公司共同组建，并制定了《余杭街道物业服务人重大履约事项备忘录》，对设施设备维护失责、资金使用违规、项目选聘失信等重大履约失责行为进行记录，被记录单位将在24个月内被列入街道内项目选聘、评优评先的不建议对象。与备忘录机制相配套的执行秘书制度，则从另一个维度补充了制度体系的完整性。余杭街道物业管理综合服务中心旨在通过专业社会组织的实体化运营，吸纳和培育相关社会组织和专业社会力量，向小区业委会输送配置执行秘书，承接协助业委会选举、规范履职培训、日常事务运营等工作，在辅助业委会成员履职基础上，推动了自治决议从“纸上”落到“地上”。

　　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命题，不是党组织“做多少事”，而是党组织如何通过调研感知、协商聚力与制度沉淀，使社区治理系统获得自我运行、自我调适、自我提升的能力。当治理从“依赖能人”走向“依赖制度”，从“运动式响应”走向“常态化运作”，党建引领便完成了从“介入”到“催化”的功能升级。（作者系浙江省杭州市余杭街道党工委副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