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一段时间，在城市规划史和口述史等领域深耕的北京建筑大学教授李浩，先后推出了他的一系列学术成果，引起了规划界、建筑界、史学界及其他有关学界的注意。他通过对文献资料的披沙拣金，对仅存当事人的抢救采访，以及对多渠道信息的查找整理，在多部成果中厘清了一些学术公案，提供了第一手鲜活史料，提出了有说服力的观点，对于相关研究人员有很大启发。而在李浩的学术成果当中，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规划北京：“梁陈方案”新考》（以下简称《新考》）并不是一次简单的公案回顾，而是一个重要的学术介入，从书名也可以看出“新考”是最重要的关键词。通过阅读此书，我们可以重新了解“梁陈方案”，重温这一段历史，并对此能有一个更准确、更理性的思考。
在北京的城市建设历史中，“梁陈方案”是一个引起了众多学界人士甚至普罗大众十分关心的热门议题。由于在北京的城市建设、社会发展、文化遗产保护，乃至城市更新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的认知，且一些人对城市管理中一些失误的来龙去脉缺少全面的了解，再加上对当事的梁思成和陈占祥两位先生曲折人生遭遇的同情，引起了在对“梁陈方案”的评价上，有一些简单化、情绪化的说法。如把北京城市建设的若干问题和失误，都简单地归结为由于没有采用“梁陈方案”的结果，也有的把其他的当时无关的问题都和“梁陈方案”联系在一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们的判断。因此，《新考》一书新的核心贡献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通过扎实的史料新建和重建，系统地解构了长期流传的被简单化甚至表面化的“梁陈方案”叙事，有力地推动了学界和公众的正确认知，使之从单纯的遗憾、愤慨转向全面的理解和觉悟。我曾在为李浩著作写的一篇序言中提到：“现代史学的重要基础就是要收集、整理、分析、审查甚至鉴别这些史料，然后加以扩展或排除。”全书的“新考”首先就是对“用史料说话”这一史学研究基本原则的恪守。正是这种方法论上的自觉，将有些近于街头巷尾的民间谈资，还原为一场严肃的学术探究。与以往一些仅依赖个人回忆、二手文献乃至道听途说传闻的做法不同，本书的论证根植于对大量在中央档案馆、北京市档案馆和城建档案馆第一手资料的发掘、探寻和考证，从另一个重要角度增加了本书的权威性和可靠性。
由此还可以发现，《新考》一书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作者第一次发现并深度解读了一份尘封了70多年的重要档案——《对于巴兰尼克夫先生所建议的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几个问题》（简称《梁林陈评论》）。这份由梁思成、林徽因和陈占祥三人共同署名的文件，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一个封存历史的暗箱。它以确凿无疑的事实，证明当年梁、林、陈和苏联专家争论的焦点，并非完全像外界所流传的那些所谓是否要发展工业或拆除北京城墙等方面的学术对立，而只是一个具体的、技术性的分析及中央行政中心区的选址问题。凭借《梁林陈评论》这一证据，作者得以系统地解构了长期以来将梁陈与苏联专家置于截然对立面的简单化叙事。书中揭示了双方在诸多重大原则上还是存在着许多共识，包括肯定北京发展工业的必要性，严格控制城市人口规模，以及城市东部划为工业区等功能分区的基本构想。由此可见，当时历史事件的真相并非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而是充满专业思辨的城市规划技术探讨。其中共识与分歧并存，多领域不同教育背景的专家各抒己见。至于所谓北京拆城墙的“遗憾”，更不在当年双方争论的范围之内。
《新考》一书还有一个学术贡献在于作者在中国城市规划的研究上确立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该书用大量事实说明，任何一项重大的规划决策，尤其是像北京市的总体规划这种事关长远性、战略性的决策，并非简单的对错选择，而是当时的城市发展基础、经济财政状况、工程技术条件、政治发展诉求乃至社会文化认知等多种力量复杂博弈的最后产物，其过程具有时代和体制的特点。
即如对北京市的总体规划的研究，早在1949年8月，就有华南圭在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做的《西郊新市区计划纲要案》，主张在西郊建设新城。1950年2月，梁思成和陈占祥联名提出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位置的建议》，主张在老城西侧另建新的行政中心；4月，朱兆雪、赵冬日提出对北京总体规划的建议，主张在老城中设行政中心；12月，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简称都委会）首次编制北京总图方案。1953年1月，华南圭对北京总体规划提出建议。之后，为配合北京市政府加快编制总体规划方案的步伐，1953年都委会又进一步提出了甲、乙两个规划方案，其中甲方案由华揽洪和陈干主持，乙方案由陈占祥和黄世华主持。这两个方案在大布局上都是把行政中心放在旧城中，人口和城市规模完全相同，只是在道路系统、铁路车站位置、城墙处理方式上有所区别。而真正提出正式的总体方案，还是在同年6月，在郑天翔同志的主持下，抽调一批中青年技术人员组成了新的班子，即“畅观楼小组”。这是将总体规划工作完全置于党的领导下的重要举措（详见李浩的《北京城市规划（1949-1960年）》）。
此后，在苏联专家指导下，经综合修改，提出了首都第一个具有方向性和整体性的总体规划方案，后来又提出了1954年的修正稿。有关行政中心的位置，实际上毛主席早有指示，苏联专家只是同意了这一意见，所以总体规划的最后审查还是经由中央批准。而后来在实际建设中，还是吸收了此前各种方案设想中的精华。如在老城区的西面，就是现在的三里河地区，也就是原“梁陈方案”所建议新行政中心的位置，建设了“四部一会”（“四部”指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重工业部和财政部；“一会”指国家计划委员会）等行政建筑，这也进一步说明“梁陈方案”中的构想被部分采用，“梁陈方案”并没有被完全否定。
本书作者着力于发掘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变化，乃至决策的内在机制和逻辑，而不是简单地用当下的观念套用在历史事件上。这种治学特色也是规划史和社会史研究日趋成熟的标志之一。
另外，《新考》一书也对“梁陈方案”的内涵和核心思想进行了剖析，即古城的整体性保护原则、新旧城均衡发展的理念，以及避免单中心城市弊病的前瞻性思考。这些在今天看来，仍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
在本书中对有关人物的描写和叙述上，尤其是对梁思成、陈占祥等前辈规划师一心为国的赤子之心、坚持学术良知的风骨以及为之作出的个人选择，还有林徽因在首都规划工作中的重要贡献等，都有着十分动人的描述，彰显了那一代知识分子面对时代所秉持的使命感。这本著作让我们能真正领会这些人物与他们超越时代的思想前瞻性，领悟其规划哲学的先进性。
总之，读了李浩的《新考》一书，我深深感受到这是一部极具深度同时又深切关注现实的重要学术著作。它不仅填补了中国城市规划史研究的一段空白，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次宝贵的学习契机，让我们得以重新思考和理解新中国初期城市的规划、实践和建设。阅读此书，能够让我们得以真正置身于新中国成立初期首都规划的历史场景中，产生更加贴近事实和真相的理解和感悟。本书非但没有削弱梁陈的学术遗产，反而极大地丰富再现了它，对梁陈的学术勇气、远见卓识也表达了更深的敬佩之情。当然，随着此后新史料的进一步发掘、围绕不同观点的进一步讨论，我们对这一历史方案的理解和认识还会不断深化，从而愈加接近事实和真相。（作者系中国工程院院士、全国工程勘察设计大师、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顾问总建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