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建引领四方协同赋能社区治理现代化

　　在全球治理变革与中国式现代化双重语境下，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的微观单元，正经历从传统管理向现代治理的深刻转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这标志着社区治理进入党建引领下的系统性重构阶段。江苏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地处园区南部转型升级核心区，既有高校科研院所以及创新企业的高知群体、又有大量依然保留着农村生活习惯的本地动迁居民，城乡空间与人口二元问题突出。为此，斜塘街道创新探索“党建引领四方协同”工作模式，支持引导各方力量参与基层治理，营造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和谐氛围，有效破解了城市基层治理存在的突出问题。

　　今年，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制定《党建引领四方协同 赋能社区治理现代化实施方案》，细化《“四方协同”议事操作指南》，推动社区搭建“1+3+N”联席会议制度，增强四方沟通意识和频次；通过公开信、社区问题清单等形式广泛收集民意，分三批次实施105个攻坚项目，将居民的“难题清单”变为“幸福账单”；动员7个区域党建共同体牵头撬动驻区单位资源190余万元，落地基础设施建设、便民服务提升等8大类91项；通过“导师帮带+协商实训”模式，帮助金堰社区打造“青年夜谈”协商议事品牌；运用试点和分类分步攻坚方法，推动星涛社区、金星苑社区、文荟苑社区加强业委会、物业及相关部门单位联合议事，破解民生急难愁盼事项百余个；打造体系化宣传矩阵，在街道公众号开展《塘里花开 幸福有方》四方协同社区工作案例和居民生活剪影征集活动。

　　“党建引领四方协同”赋能社区治理现代化，其本质是将政党功能转化为治理效能，通过整合政治、组织、资源等多维优势，实现基层治理体系的系统性重构。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党建引领四方协同”工作模式是以“社区党组织+业委会+物业企业”三方为主体，补充“人大、政协、群团组织、辖区企业高校、社会组织”等N种力量，从而形成“1+3+N”四方协同共治方式。在主体维度，通过政治权威的嵌入建构形成秩序化治理共同体；在关系维度，运用动态调适机制平衡多元利益张力；在方式维度，依托制度创新与技术赋能提升协同效能。

　　四方协同主体以“1+3+N”架构为基础，形成“核心层—支撑层—扩展层”嵌套式治理共同体。社区党组织处于核心层，通过三重维度确立领导地位：首先是政治权威的法定赋权，将党的主张转化为治理共同体的集体意志；其次是组织网络的建构能力，通过组织嵌入如交叉任职、联席会议等方式，实现对业委会、物业企业的制度化联结；最后是价值整合的引领功能，消解市场逻辑（物业企业）与自治逻辑（业委会）的价值冲突。支撑层由业委会与物业企业构成，前者作为居民自治的法定载体，承担利益表达与决策参与功能；后者作为专业服务供给者，通过契约关系实现治理效能的技术转化。扩展层涵盖人大、政协、群团组织、辖区单位等N变量，其弹性吸纳机制使治理体系保持动态开放性。这种主体结构既能避免传统多元共治的离散困境，又通过党组织的政治统合实现治理效能提升。

　　“党建引领四方协同”的价值意义在于构建“政党主导下的功能互补型治理共同体”，有效实现了政治势能的治理化转化，在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展现出三重价值维度。第一，实现了党的领导从政治权威向治理能力的创造性转化。党组织通过结构性嵌入将分散的多元主体整合为治理共同体，既保留社会力量的参与活性，又通过政治引领规避无序化风险，形成“秩序生成”与“活力释放”的辩证统一。第二，开创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地方经验。党组织通过构建“3+N”主体架构与“五大协同”机制，以价值整合功能统摄多元利益诉求，以组织嵌入方式重构治理网络，以制度创新推动治理流程再造，形成了兼具包容性与有效性的治理结构。第三，重塑治理生态培育了新型社会力量。在党建引领的价值坐标下，通过治理实践的日常化积累，在微观治理场域中实现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的同步推进。

　　苏州工业园区斜塘街道“党建引领四方协同”模式通过制度化、平台化、数字化改革突破主体分散、资源错配、效能不足等瓶颈，实现治理主体从“被动卷入”到“能动协同”的范式跃迁。一是深化制度创新，构建权责明晰的协同治理框架。以制度供给为核心强化协同治理的法治保障，出台《党建引领社区多元共治实施方案》，明确基层党组织在业委会选举、物业企业监管中的指导地位，建立“党建联审”机制，将党组织推荐人选纳入业委会候选人资格审查环节。依托街道党工委建立“履责信用积分”管理系统，对物业服务质量、社会组织履职情况实施动态赋分管理，积分结果与政府采购、政策扶持直接挂钩。二是搭建资源中枢，完善要素整合的协同运作平台。构建“1+3+N”资源统筹体系，整合政府公共服务、企业社会责任投入、社会慈善基金三类主体资源，设立“协同治理资源池”，实现供需精准对接。探索“社区治理合伙人计划”，通过各类激励政策工具引导物业企业将增值部分收益定向投入社区微更新项目，形成“市场反哺公共”的可持续机制。建立“社区规划师”认证制度，吸纳专业社工、法律顾问等力量。三是强化数字赋能，建立智能驱动的协同治理模式。统筹制定《社区数字化治理标准体系》，加快推进“智慧协同”治理系统建设，重点开发“协同治理算法模型”，固化四方主体的履约责任，实现矛盾纠纷化解、应急事件处置等场景的智能化推演。同步实施基层干部“数字素养提升工程”，培育“政治+技术”复合型治理队伍。四是夯实价值共同体，培育精神契约的再生产机制。在制度规范与技术理性之上，构建“情感联结—意义生产—价值认同”的文化治理闭环。通过创设“治理记忆档案库”，对四方协同中的典型事件进行叙事重构，运用仪式化展演强化集体荣誉感与身份认同。同时，由党组织牵头启动“协商程序”，在对话中重塑价值排序与意义，将工具性协作升华为价值共同体成员的精神契约，使协同治理从制度遵从转化为文化自觉。(第一作者系苏州乐善公益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第二作者单位系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