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利梅
父亲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一张被时代揉皱的高考志愿书。
少年时期，他经历过“文革”的动荡。成绩优异的他，因为家庭的原因，最终与大学失之交臂。这件事成了他心里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也催生出一种近乎固执的信念——要让他的孩子读书，读很多书，然后“洗脚上田”，走出这片黄土地。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家里始终是拮据的。母亲精打细算每一分钱，菜里多放几滴油都要犹豫半天。但每个月发工资那天，父亲总会雷打不动地做一件事：去县城的邮局报刊亭买回《文摘刊录》《知音》，有时还会捎上《梅州日报》《广州日报》。他把报纸摊在饭桌上，一页一页翻得很慢，夹缝里的广告也不放过，像是要把每一个字都嚼碎了咽下去。那时候我不懂，为什么他要花“冤枉钱”买这些不能吃不能穿的东西。现在我才明白，那是他在用微薄的薪水，为自己没能走完的路铺下一块砖。
除了父亲，还有两个人也在默默为我们铺路。做了一辈子乡村教师的外公给我送来《现代汉语词典》，给我讲述祖辈、父辈们的经历和过往，言传身教地引导我们向书靠近。大学毕业的六叔，每个季度都会准时寄来一摞书——《故事会》《故事家》《故事林》。那些花花绿绿的小册子，是我们兄妹俩童年最珍贵的礼物。我们在昏黄的灯下读完了无数个民间传说、奇人异事，书里的世界比村子外的天地要辽阔得多。
就这样，读书成了我们小时候最神圣的仰望。它像一座灯塔，立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尽头。父母用他们最奢侈的托举——那几块钱一本的杂志和报纸——把我们兄妹一步步送向了远方。
后来，我和哥哥如愿考入大学。填志愿的时候，我几乎没有犹豫就选了中文系。也许是潜意识里想替父亲圆一个梦，也许是在那些泛黄的杂志里泡得太久，早已染上了文字的瘾。
但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也会拿起笔，用自己的文字记录生活、书写心语。从课堂上的作文，到工作后的随笔，再到加入县、市作协的大家庭，这条路走得自然而然，仿佛冥冥中早有安排。
2026年6月的最后一天，我有幸参加了一场文友小聚。在座的有在无人带学、无人引领的落后边陲小城，硬生生靠着热爱与坚持一路披荆斩棘，成为小小说界的大咖；有被誉为“三栖”才俊的老师——其身居处级要职而不辍笔耕，书画翰墨清雅脱俗，文章著述亦自成气象，堪称艺文兼修的典范；有深耕国学的前辈老师等等。大家欢聚一堂，畅所欲言。长辈般兄长般对后辈的培育之情溢于言表，提携之恩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一阵阵暖流从心房淌过，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父亲当年的执念——他不是在买书，他是在为我搭一座桥，通往一个他从未抵达过的世界。
如今，我慢慢走进了“书山有路”的豁然开朗。回头看，那条路蜿蜒曲折，却每一步都有迹可循。父亲的《文摘刊录》、外公的《现代汉语词典》、六叔的《故事会》、老师的谆谆教诲、文友的切磋砥砺……它们像一块块基石，铺成了一条通往远方的路。
书山有路勤为径。而这条路上，从来不只有我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