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春妮
十岁那年的七月，日头总是烈火般挂在天上，把老家的土路烤得发烫。我的老家在草鞋田——文福坑头与储村的交界处，那里有我家的一亩三分地。因为都是梯田，零散不集中地挂在半山腰，浇灌难度有点大。日常浇灌的都是山泉水，从深深的山坑里引出来，凉丝丝的，带着草木的根须味儿，捧起来可以直接喝。
小学三年级时，家里大人觉得我长大了，便放心让我独自走四十分钟的山路，去田里放水、灌溉秧苗。傍晚时分一放学，连书包都来不及放下，只需一声招呼，我便一路小跑，生怕跑慢了太阳就回家了。
去草鞋田的路，要过马田断项，经过石角、半岭、岭下，最后穿过磐石堂。那一带的田从记事开始就开始耕了，所以我早已轻车熟路。太阳还没落山时倒还好，鹧鸪叫、知了叫，还有米鸡以及我叫不出名的声响，像潮水一样从四面八方涌来，那时，我的脚步轻快，几乎是半跑着上山。可再晚一点，山里还是静得有些瘆人，那不是无声的死寂，仿佛周围只有山神在呼吸。我怕天黑下来，更怕突然窜出野猪、黄鼠狼、穿山甲或黄猄，不管哪一个都是年幼的我惹不起的，根本不敢放慢脚步。路边的野生麦冬、牛筋草、狗舌黎、矮脚菠萝盎子，还有开白花的野彼岸花，在暮色中影影绰绰地往后退去。那果实涩嘴的五指毛桃和菝葜擦过我的裤腿，我顾不上分辨，满心满眼，只管往水源的方向跑。
好不容易赶到水坝，我却傻了眼。坝上有一根白色塑料水管，引着人家的饮用水，可那时的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接。眼看天色越来越暗，我心里一急，索性脱了凉鞋，光着脚丫踩进湿滑的石缝里。石头硌得脚底生疼，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爬上了坝顶。
我用力拨弄开一半水流。水听话地改了道，像一条银蛇，“哗啦啦”往旁边的田畦窜去，顷刻间在我脚下砸出一个小小的瀑布。水花溅在腿上，凉透了，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可转头一看，我又傻了眼——坝高坡陡，原路根本下不去。难道真要在这荒山野岭里守水过夜？正发愁时，我定睛一看，坝旁其实早有一条黄泥小路。那本是能上来的口子，自然也能下去。我顺那条路猫着腰，小心翼翼地溜下去，刚好够得着我脱在下面的鞋。穿上鞋，又一溜烟原路返回，回到家时，刚好天黑。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我的心是真大。
后来我长大了，离开了草鞋田，走进了更复杂的社会。我也曾遇到过许多看似“此路不通”的憋屈时刻。有时是在人声鼎沸的场合，被强行拉入一个并不属于自己的圈子；有时是在看似热络的交谈中，面对那些言不由衷的敷衍与迎合。人情世故的陡坡，往往比草鞋田的水坝还要高，还要滑。那些时刻，我也曾感到不知所措，甚至想要退缩。
可每当这种时候，我总会想起十岁那年的傍晚，想起那凉丝丝的山泉，想起那条藏在坝旁的黄泥小路，心里的疙瘩便慢慢解开了。客家老话讲：“东门唔开，西门毕坼。”那天的山水没有把我困住，倒是给我上了一课：只要脚还踩着地，天就不会有绝人之路。
想起我后来写布惊窝、写李坑塘时，骨子里的那股劲儿，大概就是在那个下午悄悄种下的。它不在书本里，不在别人的嘴里，它长在我的脚底，长在我对这片土地的记忆里。只要脚还踩着地，路就一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