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庆增
参军五年五个月，两千个日夜。那个在盘山路上紧握方向盘的年轻身影，永远定格在20世纪80年代的岁月里。
1983年秋天，粤东大埔的山野间，稻浪被秋风染得金黄。
对于一个生长在斯的农村青年而言，世界原本就框在这片山林里。直到那张盖着红印的入伍通知书递到手中，世界才突然拉长，变成一辆颠簸的长途客车，变成山外那条模糊而诱人的地平线。
11月6日清晨6时，天色未明，露水很重。在县人武部门口登上送兵的大客车，车轮滚动的一瞬，奶奶和母亲抹着眼泪的身影在后视镜里渐行渐远；而前方，是驻扎在潮汕（揭）平原上的某部军营。
新兵连的三个月，是把一块生铁投进熔炉的淬炼。汗水浸透的军装干了又湿，肩背上析出白色的盐霜。除了苦练，记忆里全是歌声——饭前吼一首《团结就是力量》或《战友之歌》，周末班务会上围着小板凳念家书。那时他们才真正懂得：自己不再只是谁家的儿子，而是“人民子弟兵”。
下连队后，因表现勤恳，我被调往师部教导队炊事班。菜刀剁在砧板上，是有节奏的鼓点；100多斤面粉，要揉得光滑如绸。我钻研刀工火候，看着战友们吃光盘中的饭菜，便是最大的成就。因烹调技术出色，我获得了生平第一份荣誉——中队通令嘉奖。那张薄薄的奖状，被我小心翼翼地折好，寄回老家。
几个月后，因作风踏实、思想政治过硬，我被抽调到师教导大队部担任通信员。值班室的电话机旁，是我坚守的一方小小哨位。每日分发《解放军报》《战士报》，在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报纸上的铅字，是连接国家脉搏的脐带。1985年2月，我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面对党旗宣誓的那一刻，窗外寒风凛冽，内心却滚烫如火。
1985年4月，经师首长推荐并通过文化考试，我进入司训队。解放牌卡车在我眼中，是一匹需要驯服的烈马。离合器、刹车、油门，手脚配合，眼神锁定前方。6个月后，我以全优成绩毕业，取得了军用车辆驾驶证。
在工兵营，车不仅是战斗工具，更是我的战友。每逢周五“车场日”，全营驾驶员拿着棉纱和撬棍，仔细擦拭座驾。老班长常说：“车听人的话，人就听党的话。”我把这句话刻进了骨头里。从此，那顶绿色帆布篷车，成了我最坚实的战位。
1988年春节刚过，连队接到紧急命令，开赴广西武鸣太平地区，参与中越边境重大国防工程建设——这是实战化任务，绝非演习。
山高路险，雾气弥漫。满载炸药、地雷和工程器材的军车，在盘山公路上蜿蜒前行。作为运输骨干，我既要应对复杂路况，又要警惕潜在危险。深山之中只有帐篷为家，夜来湿气袭人；偶尔放一场露天电影——《高山下的花环》，旋律响起时，一群硬汉悄悄抹去眼角的泪。
高强度劳作后，一口滚烫的午餐肉罐头汤，竟成了人间至味。我常在夜里独自检修车辆，月光洒在冰凉的铁皮上，发动机的余温尚未散去。我想起新兵连唱过的《彩霞飞舞》，而此刻眼前没有彩霞，只有深山浓雾，和头顶那颗闪亮的星。
工程结束后，连队和营部先后为我记通令嘉奖。但我心里清楚，真正的荣誉，是那些并肩作战、最终平安归来的战友。
1988年秋，全军实行新军衔制。因表现优异，我被任命为副班长，授予上士军衔——肩章上一道粗、三道细的金黄色横杠，压在笔挺的军装上，是对五年五个月军旅生涯最庄重的肯定。
1989年2月25日退出现役。三天后，我搭上班车，从潮州返回大埔故乡。车子驶过新兵连、驶过教导队、驶过曾经挥洒汗水的操场，我不由自主地挺直腰板，仿佛耳边又响起了当年的歌声。
参军五年五个月，两千个日夜。回到家乡，我把军装叠好，压进箱底。番号虽已隐去，军人的底色却早已融入血脉。“退伍不褪色。”无论岁月如何流转，那个在盘山路上紧握方向盘的年轻身影，永远定格在20世纪80年代的岁月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