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知道有些东西你等到死也等不到——就像他一辈子也没等到自己要找的那条矿脉。
2008年6月1日，肺癌，他走了。那年我31岁，已经在这张床上躺了14年。我17岁开始发病，不是一下子瘫掉的，是一点一点被抽走的。先是肩头，然后是腿，然后是腰。你知道它在漏，但拦不住。
他咳了几十年。从我记事起就是。他是地质队的，在野外跑了几十年，住的是竹叶竹条编织而成的棚子，风餐露宿，抽烟抽得凶，下班了就一支接一支，一天两包，牙齿和手指熏得焦黄。1993年下岗，工资停了，烟也没戒。那些年他咳着咳着，我也就听习惯了。习惯到以为他会一直这样咳下去。
小时候我讨厌过那个声音。夜里被咳声吵醒，用被子蒙住头。白天他咳着说话，说一半咳几声，再接着吐痰，我听着都替他累。后来我躺下了，躺在隔壁，听他在厅里咳，一声接一声，那时候已经不讨厌了。只是听着，知道他还在。
手脚已经不听使唤了，够不到任何东西，连翻个身都要等母亲来。
我们没有去治。不是不知道有病，是知道，但不去。下岗那年他45岁，我17岁刚发病。药在他那里断了——不是买不起，是他不给自己买。钱要留给两个人，一个是母亲，一个是以后要在床上躺一辈子的我。他觉得他能熬。他这辈子最擅长的就是熬。在山里熬，在咳嗽里熬，在自己搭的竹棚子里熬。
后来我才知道，他去过一趟医院。那条路他走过无数次，年轻时背着地质锤走，后来夹着烟走，那天攥着一张单子走回来。他坐在厅里那把躺椅上，坐了很久。晚饭没吃。第二天我路过厅里，躺椅旁边的垃圾桶里有一团揉过的纸。我没捡。我也捡不起来了，我知道那是什么。
他走了以后，我常常想那张单子。他一个人坐在厅里，对着那张纸想了些什么。他大概算过了——他自己还能活几年，我还能活几年，家里还能撑几年。算完，把纸揉成一团，扔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提过治病的事。只是咳。
那咳声一天比一天重。吃饭咳，喝水咳，没力气了还在咳。喘不过气的时候也在咳，好像那口气不是用来活的，是用来咳的。夜里我躺在他隔壁，听他在黑暗里一声接一声地咳，咳到整个人蜷起来，咳到整个屋子都在抖。那个声音不像人发出来的，像地底下什么东西在往上顶，穿过岩层，穿过矿脉，一路顶到嗓子眼，顶破了，还是一声接一声。
他没见过春天。什么特效药，什么突破，什么“明年就有希望了”，他通通没等过。他在地质队那些年，见过太多地底下的东西——岩层，矿脉，断层。那些东西不说话、不喊疼、不等人。它们有自己的时间，跟人的时间不一样。它们的四季不是春夏秋冬，是一次造山运动等几百万年，一条矿脉冷却等到人类出现。他找了一辈子矿，知道有些东西就是没有的，你再挖，再等，还是没有。
但他心里有热的东西。每天晚上7时，他把电视调到中央一台，看新闻联播。他坐在那张躺椅上，咳着，看着。2003年，杨利伟第一次上太空，他盯着电视看了很久，说：“中国人，上去了。”他是地质队的，在山里跑了一辈子，脚底下踩的是地球。现在有人从他踩了一辈子的地方飞出去了，飞到了天上。他高兴。
后来北京要办奥运会。他说，2008年8月8日，要看。他没等到。他走的那天是6月1日，离奥运会还有68天。
他走的那天早晨，咳声停了。房间里突然安静得不像话。我没有哭。只是盯着天花板看了很久，那道裂缝还在。他没有留下什么话。
他临走前的几天，我坐在厅里。他躺在厅里那张躺椅上——木架是山里砍的，皮带是从地质队废弃的打桩机上拆下来的，竹片是驻地旁边的竹子劈的。都是他自己做的。他躺了一辈子，和他当初当兵时的军大衣一样，穿了一辈子。
他最后看我的那一眼，是在一阵咳嗽刚停的间隙里。咳了那么久，突然停了几秒钟，他把眼珠子转过来，转得很慢，终于挪到我这边。他看着我，没有说什么，下一阵咳嗽又涌上来了。
就在那个间隙里，我看清了他的目光。平平的，沉沉的，像冬天下午四点钟的日头。不烫，不刺眼，但你被它照着，就不那么冷了。那目光挪过来的样子，像他躺椅上的竹片，一格一格地，从自己那边，挪到了我这边。
他大概早就知道了。知道四季不会倒着转，知道该来的都会来，知道有些东西你等到死也等不到——就像他一辈子也没等到自己要找的那条矿脉。但他还是找了一辈子。就像他知道自己等不到奥运，那艘飞船上的金属却替他飞上了天。
他没有告诉我这些。他只是用那一眼告诉我：我知道了。
如今，我也躺在这张床上。我的身体也在一点一点被抽走，就像他当年一样。但我不再等颠覆天道的奇迹。我学着他，只是熬。在山里熬，在咳嗽里熬，在自己搭的竹棚子里熬。我把眼动仪的光标当成我的地质锤，一个字一个字地敲，敲开那些他没能等到的春天。
窗外夜静。那熟悉的咳嗽声穿过矿脉，穿过岩层，穿过父亲踩了一辈子的群山万壑，一声，又一声，在我这方寸之地轻轻落下。它不是病痛的喘息，是他在教我怎样继续熬下去。
我盯着天花板上那道裂缝。它还在，没有变宽，也没有变窄。像父亲留在躺椅上的印痕，像他穿了一辈子的军大衣上的褶皱，像他最后那一眼——沉沉的，平平的，不烫，不刺眼。
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