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畅宜
光绪二年（1876），清政府任命何如璋为首任驻日本公使，何如璋举荐黄遵宪为参赞。黄遵宪曾多次写诗感念何如璋的提携之恩。出任驻英国参赞期间，又给担任潮州韩山书院山长的何如璋写信，万里飞鸿诉衷情。此函是目前所发现的黄遵宪写给何如璋的唯一一封信。对黄遵宪生平和思想研究而言，这封信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从中既能发现黄遵宪对清朝官场腐败的看法，又可管窥他对命途多舛的无奈。
黄遵宪这封信鲜为人知，附载在何如璋（字子峨）之子何寿朋撰写的《先府君子峨公行述》（载2010年天津人民出版社《何如璋集》）中，2019年中华书局《黄遵宪集》没有收录。何寿朋在行述中写道：“清季遣使驻日，以府君为第一人，事属创举，一切用人行政，均极自由。而府君力求撙节，不妄耗费。沈师相桂芬自京贻书，以报销事事核实、具有克己功夫称奖。既归国，德宗嘉其忠勤，特颁路费银三千两赐之。府君闻命，感激涕零，顾谓黄参赞：‘吾在东久，得国俸不菲，岂可再贪天赐。’亟上章辞不受。其体国之靡有不至也如此。”这段话的大意是，何如璋出任清朝第一任驻日本公使，一切人财物由他说了算。但何如璋力求节约，获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沈桂芬表扬。卸任回国时，光绪皇帝特赐路费银三千两。何如璋对黄遵宪说：“我出使日本已久，待遇不菲，岂可再贪天子赏赐。”并立即上书婉拒。何如璋就是这样处处为国家着想。
在这段文字之后，何寿朋的弟弟何寿祺加了一段按语：“黄参赞即梅县公度世丈（黄遵宪字公度，世丈是对有世交的年长男子的尊称）。今夏归家，检点书簏，得丈自伦敦致先府君书一通，所言不特可藉证府君居官之廉，谋国之忠，并见我国政治与社会从来腐败，凡认真办事之人，莫不怄气，令人阅之生无限感慨。特将原函附载于下。”这段按语当写于1921年何寿朋辞世之后的某年夏天。何寿祺认为，黄遵宪此函既能证明父亲何如璋廉洁，又是清朝官场腐败的见证，所以摘录数百字并附载在《先府君子峨公行述》一文中。
黄遵宪致何如璋信原文摘录如下：
彼公见小多疑，耰锄德色，锥刀争利，有如村间老妪举动，实不可以一朝居。不知此种人何以竟登荐剡，屡膺重任。此间积习，竟以报销充私囊，某公任此六年，挟银八万而归，承其任者不改。（每岁英使馆薪水三万两，其他亦如其数。）然尚不朘削，今更星星求利，惟日不足。每遇一事，出一金，珠算之声，滚盘不竭。我辈吃生米人（左文襄之语也），殊看不惯。近年中国政府亦知此为重任，而某公之卑鄙，此公之琐屑，并世当亦无多，而皆膺其选。西报传述，多有讥笑，徒辱国耳，安望其治事哉！若中国事事如此，天下事真不可为。公只求独善足矣。公前在日本，后在船政，他勿论，为国家省靡费无数，而修善获祸如此！遵宪念之，每为三叹。频年以来，遭际轗軻，郁郁不舒。兼以前年家居，骨肉之间，两遭死丧，深为伤心。外顾世事，益增愤嫉；内顾身世，无足控搏。少年盛气，销磨殆尽。每欲杜门息影，谢绝人事。而俗务牵掣，众口嗷嘈，再委蛇数载，有下噀之田数顷，菟裘之筑十间，真当被发入山矣。公看遵宪能践斯语否？闻士果今岁董某馆事，有脩金数百，少年遂能襄理家务，此亦公之奇福。前数年来，每盼公复出，上为天下，下为其私。至遵宪近日心事，谓公即有机缘，亦可高卧。人生惘惘如梦，求及时行乐，乃是真实受用耳。公不斥其谬否？
黄遵宪在函中自称“前年家居，骨肉之间，两遭死丧，深为伤心”。而钱仲联《黄公度先生年谱》记载：光绪十五年（1889），“叔弟公望以狂疾卒”，“三子履刚殇”。两相对照，可知黄遵宪这封信写于光绪十七年（1891）。2019年中华书局《黄遵宪年谱长编》将此函误记在光绪十六年（1890）并误记为何寿朋发现。在这封信中，黄遵宪首先讲述官场腐败，然后安慰何如璋，同时倾诉衷情。
黄遵宪所说的官场腐败，主要指贪图小便宜的人屡膺重任，通过报销中饱私囊已成积习。黄遵宪说何如璋为官清廉，“前在日本，后在船政，他勿论，为国家省靡费无数”，除了前文所述获沈桂芬表扬和辞谢光绪皇帝赏赐之外，还有两件事可以佐证。第一，光绪五年（1879），何如璋在日本给父母写信时说：“若非分营求，以供挥霍，则上负君国，内愧大人。男夙夜矢心清白，决不敢丝毫苟且。”第二，光绪十年（1884），中国海军在马尾海战中惨败，何如璋仍设法将马尾造船厂所存三万五千两白银押运到福州保管。针对何如璋成为马尾海战替罪羊，在塞北张家口遣戍三年，黄遵宪在信中直言这是“修善获祸”。
此函显示，由于长期位居下僚、怀才不遇，黄遵宪已经厌倦官场生活。黄遵宪出使日本时就是参赞，十多年后出使英国还是参赞。耗时八九年，呕心沥血写成的巨著《日本国志》，一直被总理衙门束之高阁，未能刊印。在伦敦，黄遵宪事务清闲，无所作为，远不如在东京时意气风发。再加上伦敦气候严寒，空气污染严重，黄遵宪很不适应，经常生病，以致希望东归回国。他在《重雾》诗中写道：“碌碌成何事，有船吾欲东。百忧增况瘁，独坐屡书空。”凡此种种，即是“频年以来，遭际轗軻”。又因为“骨肉之间，两遭死丧”，世事身世均不如意，“少年盛气，销磨殆尽”。所有这些，导致黄遵宪产生了辞官归家的念头，“杜门息影，谢绝人事”，最多“再委蛇数载”，就“被发入山”。
写这封信之前数年，黄遵宪一直盼望何如璋复出，“上为天下，下为其私”。鉴于自己仕途坎坷，黄遵宪改变了想法。他在信中劝何如璋说，“只求独善足矣”，即使有机会复出，也不如隐居不仕，人生惘惘如梦，及时行乐才是真实受用。
至于信中说的做家庭教师的“士果”，是何寿朋（字士果）。他少年随父亲何如璋一起出使日本，深受黄遵宪喜爱。当时是举人，后来考中进士，被准备出使日本的黄遵宪举荐为随员。戊戌政变期间，黄遵宪在上海被扣押，何寿朋献计请正在访华的日本前首相、黄遵宪的朋友伊藤博文出面救援，使黄遵宪得以获释回乡。
细读黄遵宪写给何如璋的这封信，可以发现：第一，何黄是无话不谈的知交，他们交流的话题大到国事、世事，小到家事、心事；第二，与普通人一样，黄遵宪遭遇挫折时也有脆弱的一面，心里有话也想向人倾诉。收到此函不久，何如璋在韩山书院病逝。黄遵宪作挽联“心事向谁论，岂料竟随流水去；平生知己泪，为公滴到九泉多”悼念恩师。可以说，黄遵宪这封信为他献给何如璋的挽联提供了真实而生动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