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楚楠
乾隆《潮州府志·艺文（中）》收有苏轼《过阴那山》诗一首，序曰：
自惠来潮，既访韩山，再六日，归舟蓬辣滩上。乃闻高僧了拳结庐于此。及兹一览水石云林，诚为罗浮巨擘也，因赋此云。
诗曰：
吾治有罗浮，已为东粤奇。又闻有此山，更为罗浮推。
中有唐僧者，自言惭愧师。滃云铺法界，轮月照禅帷。
色相窥峰石，慈悲度蒺藜。吾来惠不远，僧去已多时。
佛骨藏金塔，禅踪看碧漪。香浮空鹤舞，钟逐晓风驰。
吾自虚无寂，中庸未发之。
该《志》卷三十三【宦迹·侨寓】曰：
苏轼，字子瞻，眉州人，宋元祐中谪惠州，自惠州来潮，访韩山，居六日，归舟次蓬辣、游阴那，有《过阴那山》诗并序。
由于有《府志》的“保驾护航”，《过阴那山》诗似乎便是“苏轼所作”，“苏轼自惠来潮，访韩山、居六日”也成了铁定的“史实”。
然而，《府志》所言，果真便是“信史”吗？回答是：未必。即以该《志·侨寓》篇而论，谓苏轼“元祐中谪惠州”，便与东坡行实不合。宋哲宗元祐仅八年（1086—1093），其后年号改为绍圣（1094—1098）。据清·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以下简称《集成》）卷三十七按语：
（苏轼）元祐八年癸酉八月，以端明殿学士知定州军州事，九月出京，十月到定州任。绍圣元年甲戌闰四月，落两职，追一官，依前左朝奉郎谪知英州军州事，遂罢任。行至汝州，五月下汴、泗，渡淮……六月自金陵赴当涂，累贬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可知元祐八年末，苏轼尚在定州任上，直至绍圣元年六月方贬至惠州安置。乾隆《府志》谓苏轼“元祐中谪惠州”，实为误记。仅此一端，《府志》之不可全信，昭昭明矣。
苏轼是否到过潮州，能否名列《府志·侨寓》，自宋代以来，持否定意见者代不乏人。今潮州西湖公园大门牌坊柱联刻有清代蒋厚传所撰对联，上联曰：
湖名合杭颍而三，水木清华，惜不令大苏学士到此。
（唐宋八大家中，苏氏父子三人齐名，父苏洵称“老苏”，兄苏轼称“大苏”，弟苏辙称“小苏”。）
联语着一“惜”字，道出作者深深遗憾：潮州西湖堪与杭州、颍州西湖媲美，若得苏东坡题咏，则更完美。言下之意，即苏轼未曾到过潮州。
清代咸丰年间，潮人林大川在西湖南岩石壁题绝句一首（今尚存）：
水色山光入画图，果然西子比西湖。
名区自足传千古，管领何庸待大苏。
此诗似在回应蒋厚传：蒋言“惜不令大苏学士到此”，林谓“名区自足传千古，管领何庸待大苏”。两位先贤，皆坐实东坡未至潮州。
阴那山位于大埔县。乾隆九年由县令蔺涛纂修的《大埔县志·山川》[阴那山]条载：“在县西九十里，五峰连峙，状如火焰，崔嵬高耸，名五指峰……山上属嘉应州，下属大埔。”又，同治间由张鸿恩纂修的《大埔县志·艺文》在刻录苏轼《过阴那山》诗并序后，附有一段长“按语”：
按，此诗《苏集》所无，不知何人假托，郡邑志据以入《艺文》《侨寓》各门。考公《年谱》，于绍圣甲戌至丁丑在惠三年，实未尝至潮。其贬儋也，被命即行，安得如诗序所云“自惠来潮，既访韩山，再六日，归舟蓬辣，游那山”之说？且诗亦全不似苏。因相承已久，姑仍前《志》。至名贤信宿志《图经》者，辄援以为夸，虽沾膏丐馥、谈柄宜资，而目以寓公，斯爽其实矣。故《寓贤》不敢假借云。
上文可供议论者颇多，条列如下：
1. 此诗《苏集》所无。
《苏集》指苏轼诗歌全集。自南宋赵次公、程縯、王十朋等纂修苏诗编年注本刊行以来，尤以清代乾隆间冯应榴《苏文忠诗合注》及嘉道间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最为详备。然诸本皆未见《过阴那山》一诗，同治《大埔县志》所言不虚。此诗当为乾隆以前好事者假托东坡之名而作，而乾隆《潮州府志》编者竟信以为真，沿讹袭谬。
2. “考公年谱……”一段，深谙宋制。
据王文诰《集成》卷三十八按语，苏轼于绍圣元年甲戌“八月再贬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九月度大庾岭，十月到惠州贬所”。此处“宁远军节度副使”仅为表明品阶的虚衔散官，“惠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则是编管身份与职权剥夺，并无实际差遣。关于宋代官制，孔凡礼先生在《苏轼诗集·前言》（中华书局，1982年版）中指出：“元祐八年九月，高太后死，哲宗亲政。守旧派下台，变法派重新掌权。苏轼作为守旧派重要人物，接连遭到沉重迫害。”而瞿蜕园先生在清·黄本骥《历代职官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所附《历代官制概述》中详述：“官与职离而为二，官是虚名，职才是实际的官。此外更有差遣，职尚不一定有职务，差遣才是实职。”
宋制规定，官员获罪降免，轻者称送某州“居住”，稍重者称“安置”，更重者称“羁管、编管”，最重者称“除名、勒停”。故苏轼“安置”惠州，行动受限，形同软禁。绍圣三年，东坡作《纵笔》：“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王文诰注：“执政闻而怒之，再贬儋耳。”）可见其在惠州一举一动皆有监视。至绍圣四年四月，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不得签书公事”，被命即行。故同治《大埔县志》质疑“安得如诗序所云‘自惠来潮……游那山’之说”，可谓洞悉宋代官制，论说入情入理。
3. “且诗亦全不似苏”句，切中肯綮。
此句从艺术风格与心境角度立论，言简意赅。首句“吾治有罗浮”，俨然以地方长官自居，与苏轼彼时身为罪臣、“不得签书公事”且备受监视的处境心态迥异。末二句“吾自虚无寂，中庸未发之”，更与苏轼一贯的人生取向相悖。正如孔凡礼所言：“他的一生，无论是在朝，还是在州郡，都‘尽言无隐’，不怕‘犯众怒’，‘不顾身害’。”即便在高太后听政期间，苏轼亦主张对新法“校量利害，参用所长”。其独立不倚的性格立场，本非“中庸之道”所能框限，更与“我自虚无寂”的道家遁世情怀相去甚远。仅从首尾两端，足证同治《大埔县志》“诗亦全不似苏”之评公允精当。
4. 《大埔县志》之求实态度，难能可贵。
阴那山坐落大埔，若苏轼真有“归舟蓬辣、游阴那山”之行，则《县志·寓贤》载入其名，实为莫大荣耀。然历修《大埔县志》，《寓贤》篇均无苏轼之名。鉴于乾隆《潮州府志》误载且“相承已久”，同治《县志·艺文》虽“姑仍前志”录入伪作，却在按语中严加辨析，否认其真实性。编纂者不徇私、不媚古的求实精神，令人钦佩。
5. 馀论：诗序情理不通。
《过阴那山·序》云：“自惠来潮，既访韩山，再六日……”若苏轼真自惠抵潮，首要之事当为何？北宋韩山，除相传韩愈手植橡木及揭阳楼遗址外，几近荒芜。若出于对韩文公之崇敬，东坡最应造访者，乃是位于州南七里、于元祐五年（1090年，即苏轼贬惠前四年）由知州王涤迁建的韩文公庙。当年苏轼亲撰并书丹《潮州昌黎伯韩文公庙碑》，还设计了碑样。碑立之后效果如何，作为撰书者，岂有不往观摩之理？再者，既在潮州停留六日，诸多旧友，尤其是吴子野（苏轼贬惠期间，吴多次前往探望），理应聚首。以东坡之好吟咏，谒韩庙、观新碑、会友朋、品美食，皆为诗材，六日之中岂能无一诗一词传世？然而乾隆《潮州府志》偏偏只收录了不见于《苏诗全集》的《过阴那山》诗并序。仅从序言有悖情理，足可反证此诗非苏轼所作，东坡亦未“自惠来潮”。
至于《过阴那山》诗究系何人所作，何时开始假托东坡之名，恕笔者寡闻，尚不能明晰作答，谨俟博雅君子有以教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