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碧清
一九九七年的秋天，屋后的苦楝树结满了果子，一串串小铃铛悬在枝头上，乍一看，像小灯笼，又像琉璃灯……哎，但我再也不能经常坐在树下陪它们重温旧梦，因为我要上学了。
开学那天早上，母亲煮了两个水煮蛋，用一根筷子串起来，美其名曰“100分”，然后递给我吃。在开学启蒙的重要日子里，她给了我一个质朴美好的仪式感，让我感受到了她对我的正面期待。村里没有幼儿园，吃了“100分”之后，我就去上学前班了。
学前班与一年级的学生在同一个教室上课，但所学的内容不相同，所以一节四十分钟的课分为两段，两个年级各一半时间。往后一年级至五年级的课也是如此，每节课二十分钟上课，二十分钟自习。这二十分钟自习的时间里，有人偷偷讲话，有人做作业，有人发呆，还有高年级的学生天天笑话低年级的“这都不会”。很有趣的是，我一年级的时候和我哥哥分到同一个教室，那时候他四年级。有一次，语文老师叫我哥哥起来拼读“茄子”，哥哥拼错了，把“茄”字读成客家话，语文老师笑着说：“叫你妹妹来帮你！”于是她转过身叫我起来拼读。我拼对了，语文老师笑了，我哥也笑了，班里同学都笑了。自此，就很少听到高年级的学生说“这都不会”了。
直到六年级毕业班，我才第一次享有完整的一节课。后来在大学修了教育学课程，才知道我从小接受的这种乡村教学模式叫做“复式教学”。而我那些珠三角的大学同学都不敢相信“90后”的我竟然还接受过这样“古老”的教学模式。其实“复式教学”在20世纪90年代的梅州山区并不罕见——青壮年纷纷外出打工，孩子要么留守在渐显空心的村庄，要么被带到了城里。学生少了，学校便成了风中残烛，老师不得不身兼数职，成为“万金油”。大学同学对此的惊讶，与其说是对这种教学模式的好奇，不如说是对另一种中国童年的陌生。
而我还没有告诉他们的是，我的小学教室看起来好像比“复式教学”更为古老。一排发黄的土坯房，三间教室，中间夹着一间老师的小办公室，边上是老师的厨房。木房梁上的老砖瓦历经岁月风霜，长草的长草，裂开的裂开。下雨的时候，房顶“滴滴答答”漏水，老师一手拿着长竹竿撑瓦，力图把瓦缝弄小一些，另一只手拿着书挡住自己的头，以免被瓦片砸到。多年以后我读到陈岱孙教授在西南联大的课堂上写下“静坐听雨”的故事，一时心里百感交集。同样的雨声，落在不同的屋顶上，便成了不同的符号。陈岱孙教授的“静坐听雨”是烽火中的文人风骨，而我们老师的“撑瓦挡雨”，却是平静年代里落后乡村的隐喻。
后来，重建小学便提上了日程。选址不变，于是我们几十个学生只能分散到三户村民家上课。学校建了一年半，我们就在村民家的大厅里学习了一年半。课余时间，我们就在田间地头撒欢，春拈花，夏捞虾，秋摘山稔子，冬踩冰棱子，要是被老师赶回来了，就在门口跳长绳，打石子，玩木头人游戏……好不快活！
光阴如白驹过隙，新学校很快盖好了。校门口的苦楝树开了满满一树细细碎碎的花，风一吹，紫色花雨下得纷纷扬扬，一瓣一瓣落在了校门前的平地上，也落进了老师和我们每一个孩子的心里。
学校还换了新桌椅，我们终于不用从家里带木棍来架在桌下放书包了。在这之前，我们的书桌非常破旧，桌面坑坑洼洼，每学期开学我都会带上爸爸的烟盒，剪开之后铺在桌面上垫着写字。桌下放书包的木板已经烂掉了，或者只剩下一两块，上着课经常有人的书包哗啦一声掉下来，大家捂着嘴偷偷笑一阵，老师与学生彼此心照不宣。后来，大家只能从家里带来木棍或者竹子，填补空缺的地方，这样书包才能安放。
我们家距离学校很远，要翻过两座大山，山与山之间又还有长长的平路，所以走路上学差不多需要一个小时，一天要走四趟。但当时并不觉得辛苦，因为我还见过比我更辛苦的人，那就是住在大山深处的何同学。我们兄妹上学是翻过两座大山，而何同学是独自一人翻过重峦叠嶂。他每天中午只能带米跟老师一起吃，或者去小卖部吃泡面。
对于我们这些走远路上学的孩子来说，最有趣的是下雨天，最恼人的也是下雨天。下雨的日子，我们撑着一把伞，拎着一双拖鞋，赤着脚轮番踩路边的草坑，草坑里的积水清澈凉爽，水下的草叶子软绵绵的，一脚踩下去，溅出一片又一片白色的水花，惹得大家嬉笑不止。运气好的时候，还能在路边摘几朵鸡枞菌，拿回家煮汤喝，别提多鲜美！恼人的是山路很滑，一不留神就摔个四脚朝天，最怕的是摔在半路那段黄泥坡上，这样整个屁股都是湿湿厚厚的一层黄泥，我们管这种摔跤叫“卖大饼咯”！要是回家的路上“卖大饼”还好，回去可以换裤子，如果是上学的路上“卖大饼”的话，要驮着“大饼”挨几节课，就又糗又难耐了。
有一年春耕时节，绵绵细雨不停不歇，黄泥坡滑成了大泥鳅。有位高高大大的男生下坡时一不留神“轰隆”一声重重地摔了下去，顿时像盘古开天辟地，周遭一下地动山摇的感觉，与此同时，他左手抱着的书与右手撑着的伞都同时飞了出去，他“卖大饼”，他的书和伞也“卖了大饼”！等他站起来的时候，他脚上的拖鞋已经滑到了小腿上，稳稳地“穿着”。大家瞪着大眼目睹眼前发生的一切，有些同情，但最终因为他的拖鞋而“破功”，一起哈哈大笑起来！
后来，劳动课的时候，老师带领着全校同学一起修路。高年级的带锄头，中年级的带镰刀，低年级的带畚箕。老师带领同学们在黄泥坡那里铲了诸多台阶，于是接下去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不用经营“大饼生意”了，这都归功于老师。
我们小学最老的一位老师是代课老师，不知道他多少岁，反正这么多年一直都是佝偻着背，他的普通话“没煮熟”，每天用客家话给我们讲课。带读课文的时候，他用客家话带一句，下面的学生用普通话跟一句，我们没有觉得有任何不妥。总之，客家话、普通话与半生不熟的“客普”在我们学校交织存在，非常和谐。
老师们平日里也要耕田种地，每次看到其他三位老师在田里割稻谷挥汗如雨的样子，总是有点恍惚，毕竟与他们平日里干净整齐的样子不太一样，但我们那位佝偻着背的老师站在田里却与我们的农民父亲、农民爷爷没什么两样，几乎与禾苗、与土地融为一体。
我一年级的语文老师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孩子，她温柔又有耐心，教书教得很好，我的拼音就是她教的，她讲的一切知识，我都能一次性牢牢掌握，我很尊敬她。有一次下午放学后，夕阳的金光笼罩了万物，她沿着我们回家的路跑步，每一脚下去、抬起，尘埃里便开出一朵金色花，她白皙的脖颈后飘动着闪着光的长发……我不由看呆了，觉得那就是美！那是我第一次那么向往长大。我们很多同学都非常喜欢她，可惜，她只教了我们一年就调到镇上的小学去了。
总之，学校里常驻的老师只有三位，第四位总是极其不稳定，不同的老师去了又来，来了又去。
就这样，日光流转。教室里，书本旧了又新，新了又旧；窗外，一年一年的蛙噪蝉鸣、一年一年的紫花纷飞、一年一年的琉璃灯黄……岁月之河在小村庄里哗啦哗啦地流过，村里的孩子撑着自己的一叶扁舟顺流而下，漂到了没有苦楝花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