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松山
母校的托举，让我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先有元魁塔，后有松口中学。元魁塔建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竣工于崇祯二年（1629）。相传由明朝乡人李士淳（号二何）倡建，他高中解元后为纪念学业成就及祈求家乡文运昌盛而建此塔。松口中学创办于1906年12月18日，延续着客家人崇文重教的血脉。两者一古一新，构成了松口独特的文化景观。对我而言，元魁塔不仅是“望乡塔”，更是我在松口中学求学岁月中的底色与精神寄托。
1978年7月，我毕业于梅东中学。与松口中学的缘分始于1980年9月。与我同班的一位同学早我一年到松口中学复读，结果第二年高考就入了围。受他影响，我说服了父亲，来到松口中学复读。
入学后得知，我被编入高二（11）班。国家恢复高考，让很多年轻人再度重拾书本，重返校园。有一位姓张的同学，他大哥原本铁了心在家耕田种地，当看到弟弟一个接一个考上，再也按捺不住，洗脚上田，结果复读一年后也考上了。
金山顶地处松口古镇高处，“金山晚眺”是旧时松口“八景之一”。课间休息时，我们习惯站在教学楼前极目远眺，不远处的元魁塔尽收眼底。每次看到元魁塔，那种力量感和厚重感油然而生。位于金山顶上的教学楼建于民国时期，兼具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承载了众多学子的青春记忆。
一个人遇到好老师是人生的幸运。我在松口中学求学期间，遇到了很多好老师。其中印象最深的有政治老师刘焕康和历史老师周祝龄。
刘焕康老师是我的政治课老师，除了上课，还主抓复读学生高考。他跟我们同吃同住在承德楼，实行半军事化的管理，快速克服了我们身上的懒散习气。他只在周末偶尔才回去与家人团聚。因时时放心不下住在承德楼的学生，回到家的他经常心不在焉，曾发生过错把客家娘酒当茶水浇花和未蒸熟的咸鱼就稀饭吃下去的乌龙事。松口中学那几年高考表现抢眼，升学率高，这与他的努力和付出是分不开的。20世纪80年代通过高考出去的学生，只要一提起刘焕康老师，无不肃然起敬。
周祝龄老师早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他上历史课，讲课条理清晰，知识面广，每次上完课，他都喜欢跟我们拉家常。跟他谈话，是一种享受，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中学时的知识储备，好多都是从他那里学来的。对于听惯了客家话教学的我们，听周祝龄老师的普通话教学，又是另一种享受。听说我和弟弟在镇上租房子住，每月开销不少，他二话没说，主动把学校分给他的宿舍让给我和弟弟住。
在松口中学读书期间，我与一帮志同道合的同学感情笃深。吃完晚饭，三三两两在校园散步。与我同宿舍的前尚、凯盛、茂方互谈选择专业的想法。前尚喜欢写作，性格开朗，想读新闻专业，理想是当一名记者。凯盛口才好，颜值高，想读法律专业，理想是毕业后当一名法官。茂方喜欢看书，交际能力一般，理想是读图书馆学专业，将来做一名图书管理员。高考成绩的
揭晓，结果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阴差阳错，凯盛读了图书馆专业，茂方读了法律专业，前尚读了中文专业。毕业后没多久，凯盛离开图书馆，去了旅游局；前尚离开高校，下海经商；茂方则在法院工作，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校园的一草一木，无声诉说着过往的岁月。挺拔的红棉树，陪伴我度过求学时光。1983年高考前的四个月正是雨季，上课不时下起滂沱大雨，风吹得红棉树叶左右摇摆。下了课，我出神地望着正对办公楼的那棵红棉树，雨水划过树干的倒刺，顺着凹下去的纹路流下来。即使再大的雨，我都能看见抗争，栉风沐雨，义无反顾。正是在这日复一日的激励中，我咬定目标不放松，我的高考梦不再遥不可及。我与校园红棉树的不期而遇，决定了我的高考命运和写作之路。
红棉向阳而生、奋发向上的精神深深地激励着我。我以校园红棉树为写作素材，托物言志，以《我爱红棉树》为题向《广东农民报》（《南方农村报》前身）投稿。两个星期后，该报读与写版刊发了这篇文章。收到报社寄来的样报，我高兴了许久，把报纸放在枕头边，有空时就拿来看看。语文老师看后，直夸这篇文章文采斐然。红棉花深深植根于我的内心深处，让我在成为作家的追梦路上不断前行，向上生长，让儿时的梦想变成现实。
母校的托举，让我走得更远，飞得更高。告别松口中学，我只身一人来到省城求学。毕业后，又在省城安家落户。不忘初心，笔耕不辍。在离开松口中学42年后，我的新书《归读阴那》顺利出版。不忘来时路，在第31个“世界读书日”期间，我向母校赠书60本，其意义不言自明。从松口中学读书期间发表处女作《我爱红棉树》，到1983年梦圆高考，冥冥之中，仿佛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元魁塔历经四百余载的风雨洗礼，依旧巍峨挺拔。它默默地守护着这片土地的文脉与记忆，向世人诉说曾经的奋斗与荣光。元魁塔所代表的“中流砥柱”“奎壁之光”的文化寓意，常被引申为松口中学坚韧不拔、人才辈出的精神象征。对于像我一样在松口中学执着求学的众多学子来说，元魁塔不仅是一份骄傲与自豪，更是指引他们穿越迷雾、勇往直前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