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捷源
我读小学高年级时，教语文的刘老师宿舍书架上叠放着几层大大小小的书。他经常鼓励学生去他那里借书看。我们这些识字还不算多的小伙伴，放学后特别喜欢钻进他的小宿舍，拿一本书带回家读。刘老师从不过问谁拿他的书，只是嘱咐读完要放回原处。后来，学校有了简陋的图书室，藏有更多的书刊。把书带回家后，我会在喂鸡放鸭掌牛的空隙，坐在田埂山坡上，有滋有味地读起书来。晚上，那时候没有课外作业，我便点着煤油灯，在大人们要节省煤油的声声敦促中，翻看着书中的精彩内容，读得最多的是短篇、中篇小说，慢慢地，也开始读长篇小说。《高玉宝》《战斗的青春》《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战》《红岩》《小城春秋》《林海雪原》等，故事中的英雄人物成了我崇拜的对象。每当放假，我们这些小伙伴用香蕉梗做步枪，用硬纸片折驳壳枪，用薄木板刻红缨枪，竹子做冲锋枪，到山上摘“乒乓籽”做子弹，装在竹筒里扣动扳机，乒乓地响，钻进玉米地里，凭着这天然的青纱帐，扮解放军，扮特务，蹲在鸡窝里扮半夜鸡叫，衣服沾满鸡屎，仿小兵张嘎爬上房顶，用稻草塞人家烟囱，惹来一顿臭骂，攀上大树掏鸟蛋，潜入水底学小英雄雨来，玩得那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玩得是个乐不思归。
读中学的时候，正值“破四旧”，一大批书籍被红卫兵、红小兵烧毁。村中有个被评为右派的中学老师，藏书多。红卫兵抄家时，书就装了几袋，用拖拉机载去河边空地烧毁。开拖拉机的中年人，也是“书虫”，载去河边时，他把书藏在竹林深处，把拖拉机内的旧报纸坏纸皮和树叶枯枝杂草燃了一大堆，瞒过红卫兵的耳目，在夜深人静之时，偷偷把几麻袋书载回家，藏在一间破旧的小屋里。不久后，这中年人便偷偷地看起书来。发现了这一“秘密”后，我问这中年人借书，他很慷慨，并叮嘱我要保守秘密。这期间，我读到了《红楼梦》《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等古典小说，读了鲁迅、巴金、茅盾等的作品。那时读这些纯粹是消遣，读得囫囵吞枣，读不出门道，但还是被书中的人物和曲折的故事情节以及优美的文字所吸引。
后来，一大批文学杂志复刊。《十月》《收获》《人民文学》《花城》《作品》等，推出一大批伤痕文学，吸引了一大批知识青年的眼球。像广东作家陈国凯的《天啊，我该怎么办》，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等故事情节，我至今还记忆在脑海中。
参加工作后，我读得最多的书刊是教育杂志，河南的《小学教学》，上海的《小学教师》，广东的《广东教育》《小学语文教学研究》《广东教学》等，成了我的必读刊物。每当夜深人静，忙完了手头的事务，便细细地啃起来。那些先进教师的事例，那些精彩的教学案例，我仔细揣摩，铭记在心，结合自己的实际，用于自己的课堂实践，渐渐地，效果出来了，成绩高居镇内首位。教办领导常常安排我开设公开课，吸引了镇内外的同行来“取经”，县教育局教研室的领导和教研员，不辞舟车劳顿前来听课，谓之“推广经验”，那时候，我真是劳筋骨，苦心志。教学之余，我把一些所谓的“成果”和体会，写成文字，投稿省内外报刊，屡屡被采用。至退休，已发表了100多篇，20多万字，获各种竞赛评比奖50多次，最高奖是全国小学教师教学成果三等奖。闻着油墨飘香的文字，看着鲜红的获奖证书，我心情异常平静，因为那是常态。我深知，教育不分城乡地域，只要付出，就有收获。
退休以后，我仍保留着阅读和写作的习惯。《梅州日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读者》是我必读的报刊。一有灵感，就写些小文，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写成散文或随笔，投稿各报刊。多年来，在《梅州日报》的“世相”“客家”“文化公园”等版面，在《南方日报》的“海风”版面，在《悦读丰顺》的“泉乡”版面，常有豆腐块挤在报缝。
岁月匆匆，当年的青丝已成雪，这书，我还会读下去；这文字，我还会继续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