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上《大医·日出篇》，眼前挥之不去的是那个极具宿命感的画面：三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再次站在当年那座桥上。只是这一次，他们看的不是大清帝国的日落，而是新中国的日出。从日落到日出，从迷惘到坚定，姚英子、方三响、孙希用一生的跋涉，完成了对“苍生大医”四个字沉甸甸的诠释。
后记中，马伯庸说《大医》是他写得最有责任感的小说。这份责任感，源于他对中国近现代医疗史的敬畏。书中人物大多有迹可循，张竹君以真实生平为底色，演绎出一代女侠的风骨。正因为扎根于史料，《大医》才拥有了撼动人心的力量。
二次革命、五省大旱、关东大地震、淞沪会战……一次次历史巨变，把三位红会医生抛至风口浪尖。如果说《破晓篇》是他们被时代推着走，《日出篇》则是他们主动迎向风暴。让人动容的，是姚英子的成长线。这个曾经需要被呵护的富家小姐，在带着一百多名孤儿从武汉撤往重庆途中，完成了惊人的蜕变。病体支离，故友不在，身边只有刚成年的女孩和一群嗷嗷待哺的孩子。她遇山开山，遇水渡水，弱不禁风的皮囊下，是一副金刚铸就的傲骨。那一刻，她成了自己的光。
这束光，有来处。书中着墨不多的师生情，恰是全书最深沉的情感脉络。张竹君与姚英子，峨利生与孙希——一代代医者，以术传道，把“普救含灵之苦”的信念，像火种一样传递下去。张竹君终身未嫁，为妇幼权利奔走；英子追随老师的脚步，选择了同样的道路。这是一种无声的传承，比血缘更深，比誓言更久。
作为女性读者，我格外惊喜于马伯庸对女性群像的塑造。相较他此前作品中略显单薄的女性角色，书中的每个女性都有血有肉。张竹君激进而清醒，飒爽而深情；狡黠的翠香，分寸感拿捏得恰到好处；偏执的胡桃，在极端中自有其悲壮。书中对女性争取主动离婚权、遗产继承权的描写，让人看到那个年代女性意识的觉醒。
翠香是个让人意难平的角色。她的智慧，她对英子不动声色的守护，都让人心生好感。然而她最后的选择，把她推向了另一个方向。翠香清楚大势已去，却没有成为墙头草。她的忠诚，是一种骄傲的坚持，哪怕这坚持通往绝路。当代人太多利益导向，正因如此，翠香的固执才显得如此刺眼，也如此让人不忍苛责。信仰有成败，但无对错——她的选择错了，但她这个人，很难说错。
读《大医》的过程，也是不断自我审视的过程。学生时期读史，只看得见时代大潮，看不见推动大潮的人。那时把“理想”二字看得过于理想，直到工作后，才懂得它的真正重量。今天的一些人，因为一点挫折，就可以轻易放弃理想。而在那个年代，实现理想的代价动辄是生命。更有陈其美、萧钟英之辈，连一丝曙光都未曾看见，仅凭对未来一定会好的信念，就献出了一切。
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课题。和平年代，信息战、技术战如火如荼；贫富差距、阶级固化虽不见血，仍迫在眉睫。我承认自己平凡且有些懦弱，或许成不了姚英子、方三响。但我可以成为那个在渡口持枪保护孩子们撤离的小兵，可以成为药水弄里掩护孙希的平民。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光，但每个人都可以追着光走，在需要的时候，成为别人的一点微亮。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姚英子、方三响、孙希用一生践行了这句话。他们追逐着张竹君、峨利生们的光，最终自己也成了光。那束光照亮的，不仅是那个风雨如晦的年代，还有今天的我们。（黄育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