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过晚饭，漫步于葛布大堤，凉风习习，平坦宽阔的堤面、树木浓绿、路灯耀眼。月光下，韩江水波光粼粼，沙滩反射着银光。村内，高楼林立，华灯璀璨，由乡亲捐建的公园，曲径通幽，小桥弯弯，流水淙淙。广场内，竖立着各种健身器材，来公园散步健身赏景的人络绎不绝。小道用鹅卵石铺成，两旁绿草茵茵，垂柳依依，鲜花怒放，欢笑声不时从公园内传来。
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20世纪70年代初，葛布大队（现改为村）曾是当地水涝灾害最严重的一个村庄。
葛布大队归属丰顺县留隍公社（现改为镇）管辖。处在韩江边，堤坝低矮残破，每遇汛期，韩江水翻腾咆哮着漫过堤坝，常常冲开决口汹涌而入，整个村庄一片汪洋，村民只好在山坡处用杂木茅草搭建起简陋的草棚。洪水来时，躲避到棚里，人畜共处，直到洪水完全退去后，才搬回房屋里。洪水退后的村庄泥泞遍地，垃圾成堆，庄稼受淹后倒伏，有的甚至颗粒无收。
20世纪70年代中期，留隍公社召开三级干部大会，动员所属20多个大队，利用冬闲时节，出动人力支援葛布修筑堤坝。各大队接到任务后，又组织各生产队轮流去筑堤坝。
轮到各生产队的民工，要出两天工，自带工具，生产队每人每天补给6两米，自己带咸菜或菜脯及锅钵碗筷，中午在工地砌土灶做饭吃。
记得那个寒冷的冬夜，生产队长打着手电，挨家挨户通知去筑堤坝的人员。被安排到的人员连夜到仓库领取大米，每人领到1斤2两。按上面要求，每个民工每天要挑够3000斤土，生产队给记10个工分。每个生产队要配一名过秤员，一名登记员。我被安排过秤，另一位阿广叔负责登记。
第二天早晨，我把领到的2斤4两大米装进小布袋里，把切好的菜脯片用塑料纸包好，连同锅碗放在一只小竹篮里，另一头是秤砣，让阿广叔挑。我扛着秤杆，跟着众人，冒着冷风，踩着满地还未融化的浓霜，步行10多公里的乡间小道，到达葛布大队。
此时，各大队到达的民工，已是人头攒动，人声喧哗。工地上插着小旗，高音喇叭反复播放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毛主席语录歌曲。公社派出的水利专业人员在指导，宣传员在为民工鼓劲，赤脚医生背着药箱在给受皮外伤者包扎，工地上热气腾腾。
挖土的民工在山脚下挥动着锄头，挑担的穿过田埂，一步一步登上堤面。有人爬坡时按着膝盖，艰难地移动脚步。挑上堤面，担子放下，气喘吁吁，用两手把盛满土的畚箕嘴拼在一起，我赶紧把秤钩钩住畚箕耳(提手)，把扁担穿过秤钮圆圈，两人扛起来。我迅速移动秤砣索，在压住秤星指针平衡时，报出数量。“某某92斤”，阿广叔在笔记本登记着；“某某85斤”，阿广叔又登记着。这个称完，那个又上来，说话声，喊声，此起彼伏。
到了中午12点左右，民工们收工做午饭，工地上安静下来。做午饭的民工，大多几个人合在一起，在山坡上田野间用几块石块拼成土灶，架上锅钵，随手捡几根干竹片干木棒，用茅草竹壳点燃，焖饭煮汤。空闲的人坐在地上歇息，有人抽起旱烟，有人脱下旧的鞋子，敲掉粘上的泥土，有人揉着酸疼的肩膀，等待着开饭。
当我收拾停妥后，阿广叔已在烧火做着饭。我一眼看见空空的小米袋，忙问：“阿叔，剩下的米装哪了?”
他说：“我把米全下了锅，煮了。”“那明天呢?”“我没想。”
生米即将成为熟饭，又能怎么着。
吃午饭了，我俩各盛了一大碗，嚼着有点麻袋味的大米饭，就着没有油腥味的菜脯汤，感觉是香。一大碗下了肚，见锅里还有剩余，两人再分着吃，不紧不慢，2斤4两米饭吃了个精光。
在那个出苦力挨饥饿的年代，我俩每人1顿吃了1斤2两米饭，却是实实在在的事。这一点都不奇怪，当时很多人都能吃下。放在今天，却让人难以置信。
（杜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