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继章
过年喜庆的气氛在延续，欢笑还写在每个人的笑靥中，迈入大年初二，走亲戚就开始了。客家人走亲戚，大年初二大都去岳父母家拜年，那首《回家娘》的歌曲正是真实写照，曲调仿佛还回旋在乡村道路的上空。
记得我小时候走亲戚，是跟着父母去的。母亲提着竹篮，里面有自酿的客家娘酒，还有自家年前做的米糕。我跟在后面，穿着母亲连夜纳的新布鞋，走起路来有些硬，却觉得整个人都精神了。
那时的路还是土路，弯弯绕绕地穿过田野。冬日的稻田里留着禾茬，霜还没化尽，白茫茫的一片。好在外公家离我家不远，四五里路的行程，一路上看到的大都是行走匆匆、欢喜的一家子。不到半个多小时我就能看见外婆家的土墙黑瓦，外公总是站在晒谷场上张望，一只手搭在额前，像一棵老松。
“来啦来啦！”外公的声音洪亮，惊起了檐下的麻雀。
我照例要向外公外婆鞠躬，说些吉祥话。外公便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红包，塞到我手里。那红包是裁了红纸自己糊的，里面包着的不过是两毛钱，可那份郑重，比现在任何精致的利是封都要厚重。然后是糖果，外婆从柜子里捧出一个铁盒，锈迹斑斑的，打开来是花花绿绿的硬糖。她总要挑一颗最大的给我，看着我剥开糖纸，放进嘴里，才满意地笑。
最难忘的是午饭时的鸡腿。那时节，鸡是要留着下蛋换盐的，一年也吃不上几回。外婆却总要杀一只，把一只鸡腿留给我。外公看着我啃鸡腿，眼神里满是慈爱：“吃吧，吃了鸡腿就长一岁了。长一岁就要更懂事咯。”我嘴上应着，心里却想，长不长岁数有什么要紧，要紧的是这鸡腿的滋味。那肉香，至今想起来，还能在舌尖上绕一绕。
饭后，舅母从屋后砍来一根青皮甘蔗，在院子里削皮，青色的皮卷曲着落下来，露出淡黄的蔗肉。舅母把甘蔗剁成一截一截的，递给我们这些孩子。我们便咬将起来，嘬那甜汁，嘬得满嘴都是，连嘴角都是黏黏的。那甜，不是现在的糖精味，是土地里长出来的甜，清澈澈地渗到心里去。
后来我长大了，成了家。年初二的角色便换了——我不再是跟着父亲的那个孩子，而是领着妻子回娘家的女婿。篮子里还是装着酒和糖果，只是多了给岳父母和三个妻舅孩子的红包。那时已经用上了印刷的红包，里面装的钱也从两毛变成了二十块。妻子一路说着她小时候的事，说她也曾在那个院子里咬过甘蔗，说她外公也给她讲过“吃鸡腿长一岁”的话。
岳父好酒，每次都要和我喝几杯。岳母则在厨房里忙进忙出，非要做出十个八个菜来不可。三个妻舅的孩子围着我叫姑丈，我便把准备好的红包一个一个递过去。他们接了，却不像我当年那样郑重地装进口袋，而是随手就掏出里面的钱，看看到底我给了多少，接着笑着又去玩他们的玩具了。妻舅们笑着骂孩子不懂事，我却有些怅然——那些郑重其事的喜悦，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淡了的呢？
今年大年初二，岳父母都已不在了。妻子早早就给两个侄儿打了电话，让他们带着孩子过来。我们也没去别处，就在家里备了些茶果，等着。门铃响的时候，涌进来一屋子的人——大侄儿一家和二侄儿一家。三侄儿远在深圳没能回来，也打了视频电话来拜年。
客厅里一下子热闹起来。我的孙子，还有侄儿们的孩子，大的小的四五个，在沙发间追逐打闹。茶几上的糖果，他们看也不看；端上来的鸡腿，也只敷衍地咬一口。只有端出削好的甘蔗时，孩子们才围拢来，你一根我一根地咬。那“咔嚓咔嚓”的声音，一下子把我拉回了许多年前。
“爷爷，这甘蔗好甜！”孙子举着一截甘蔗跑到我面前。我摸摸他的头，想说句什么，却看见他在阳光下扬起的脸，嘴角也像我当年那样，糊满了黏黏的甜汁。妻子在旁边笑：“你看，像不像你小时候？”我点点头，忽然就明白了。那些我以为消失了的味道，其实一直都在。它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从外公的甘蔗传到舅母的甘蔗，再传到今天的甘蔗。甜的从来不是甘蔗本身，而是这年年岁岁的牵挂，是这从大年初二早晨就开始的脚步声。
孩子们玩累了，歪在沙发上睡着了。阳光从窗户斜进来，照着他们红扑扑的脸。我想起外公站在晒谷场上等我时的样子，想起岳父举着酒杯时憨厚的笑容。他们已经不在了，可这走亲戚的路还在，这甘蔗的甜还在，这大年初二的味道还在。
妻子轻轻碰了碰我：“想什么呢？”
“没什么。”我说，“就是觉得，这日子啊，过得真快。”
窗外，隐约传来村道上的脚步声。那是新的大年初二，新的开始，新的孩子们，正走在走亲戚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