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若行
去年寒冬与今年初春，我先后两度赴平远大柘镇清河村，谒访我的祖居“个臣屋”。此地姚姓人口众多，素有“姚半城”之称。而“个臣屋”，它静卧县城一隅，分上、下两座屋，为典型客家围龙屋格局，建造年代有先后，距今两百余年历史，上屋为三堂四横一围龙，下屋为三堂五横一围龙，房屋左右各建有形制讲究的斗门、侧门，上屋设有祖宗牌位，祠宅合一，占地五千余平方米。当我立于正在修葺的化胎上，仰望工匠仔细更换围龙部分的桁条、桷板与瓦片，耳畔传来宗亲为修缮奔忙的乡音，那个源自西方的哲学终极之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向何处去？”——竟与眼前具体的天井、梁柱、楹联、匾额、神龛深深交织，化为一次关乎血脉与认同的精神寻访。
一
名实之辨与“我”之界定
名者，实之宾也。然而“个臣屋”之名，在时光与口耳相传中，却经历了一番奇妙的嬗变。在平远，许多姚氏宗亲更习惯自称“建成屋”人。这一误读，或因简体字“个”与“介”字形相近，在纸质文献稀少的年代，经乡音转讹，最终在基层行政登记与民间习惯中演化为“建成”。宗族理事会始终恪守“个臣屋”的正名，这是对历史真实的坚守；而民间“建成屋”的俗称，则是一种鲜活、自发甚至略带固执的集体记忆。
当我凝望上堂屋的神龛，“我是谁”忽然变得具体。那斑驳的木牌背后，是自明末迁徙以来，一代代人在此生息的轨迹。我是“个臣公”的子孙，是“臣心常贞靖，卿士若尹良”这血脉诗行中的一个字。然而在现代都市，“我”又往往是身份证号、学籍档案、职业头衔与社交账号的集合。此刻，两种“我”在祖屋幽光中碰撞、对话。我蓦然领悟：“我”是家族巨树上的一片叶，是无数偶然——婚嫁、迁徙、抉择——堆积而成的必然。“我”的血脉里，流淌着“个臣”先祖对“恪尽职守”的朴素信仰，也承载着未来子孙尚未书写的可能。
二
时空坐标与“来处”之寻
“个臣屋”不只是一处地理坐标，更是一片由无数生命温暖过的人间烟火。那规整的“三堂四横”，不仅是居住空间，也是生活轨迹的载体：上堂敬祖，中堂议事，下堂迎宾，横屋安居，围龙聚气。建筑本身，便是一部立体的家族礼序。
真正让这部礼序鲜活起来的，是曾经生活其间的人与事。仅以我曾祖以下为例：曾祖晚清曾下南洋谋生，后回乡教书育人；祖父辈兄弟几人经营生意，“信和隆”商号曾名噪一时；父辈兄弟及我辈子孙众多，则耕读兼有，子孙衍播至新疆、浙江、山西、湖南、江西等地，乃至美国、澳大利亚、德国；省内的广州、深圳，更是族裔繁盛。他们人生轨迹各异，却似乎共享着源自这老屋的精神基因：无论走出多远，身处何位，总有一份“胸怀大志、刻苦攻读、为人表率”的“个臣精神”内化于心，并外化为对家国的担当与对职责的忠诚。
因此，“我”从先祖筚路蓝缕的开拓中来，从祖辈“盐上米下”的经营中来，从父亲的身教与母亲的针线中来。一代代鲜活的生命启示我：生命的意义在于扎根后的伸展，更在于继承后的重新创造。
三
传承之思与“去处”之择
老屋在宗亲们的呵护下得以延年，但其精神能否穿越现代性的围困？当“耕读”的具体场景被写字楼与互联网取代，当宗族聚居转为家庭散居，那份强烈的归属感该如何维系？我以为，维系“祖脉、根脉”的途径之一，正如宗族每年为高考学子颁发奖学金时，坚持要求他们亲身回归故里，拜一拜祖宗，读一读祖训，听一听过往，喝一喝祖屋里的清泉，散落于他乡的身心将在此刻得以回归，赓续祖脉的愿望似乎变得真切和具象化。此外，每年的祭祀仪式与各类文体活动，也在无声凝聚人心。
无论我们从事何种职业，身处何种位置，若能心怀那份从这片土地萌发的“忠诚”与“奋发”，便是对传统最好的延续。正如平远姚氏子孙在各行各业恪尽职守，这本身已是“个臣精神”在新时代的生动注脚。祖屋多年来的多次修缮，依靠理事会的牵头奔走与各地宗亲的慷慨解囊，这行动本身，既是“我从何处来”最有力的回应，也是“我向何处去”最清晰的宣言——我们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但精神的根脉，始终深扎于此。
两次谒访，一次是陪因故从未归乡的新疆堂弟，一次是与市里几位文史及古建专家同行。而每一次回归后，整个人仿佛充满了电一般，并对未来怀着无限的憧憬与希冀。记得那天傍晚，夕阳为祖屋山墙镀上金边，反射的光芒映入眼帘，刹那间提醒着我，以及每一个从这里出发的远行人：我们的征程通往星辰大海，而原点上，永远亮着一盏名为“个臣”的灯。
（作者系梅州市古民居研究会执行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