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博东
一
谢汉光的一生，可谓传奇之中的传奇！
谢汉光（1918—1996），广东丰顺县埔寨镇人，1942年7月毕业于广西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从农学院毕业后，谢汉光先是在广西农事试验场任技士和担任黔桂铁路柳州分场主任。
早在学生时代，谢汉光就思想进步，待人热情真诚。这时候他虽然还没入党，但从潮州、汕头等地疏散隐蔽到桂林、柳州的许多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如邱达生、叶瑶华、周勤淑等，都曾经到谢汉光的农场避难。谢汉光工作的农场，遂成为潮汕籍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庇护所和联络站。受到众多共产党人的影响，谢汉光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他曾经回忆说：“当年他（指邱达生）来我处隐蔽搞地下工作时，对我的教育启发和引导极大，使我从一个科技人员走上革命的道路，作为个人来说是政治上一次初步飞跃……在那时白色恐怖下生死攸关的危急关头，我抱着与共产党人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想法）。那时我不但在经济上全力支持革命，而且在政治上不顾个人的得失与安危，千方百计地帮助和掩护这批党员干部的安全。”
二
1942年春夏，谢汉光即将从广西大学农学院毕业时，奉父母之命返乡成亲。婚后的谢汉光只在家里待了十来天，便又急匆匆返回了广西。就在这婚后的十来天时间里，新婚妻子曾秀萍怀上了谢汉光的亲骨肉；次年春，曾秀萍生下了一个男婴，起名叫谢定文。此后不久，曾秀萍带着幼小的谢定文来到柳州农场，与谢汉光生活了一段时间。
1944年夏，日寇发动湘桂战役。当时，日军飞机经常在夜间袭击柳州机场，谢汉光所在的农场就在机场旁边，为了曾秀萍母子的安全，谢汉光把他们送回了广东丰顺家乡。尔后由于战乱，谢汉光与他们失去了联系。同年 11 月，日寇占领柳州，谢汉光和正在农场隐蔽的女共产党员周勤淑（广东揭阳人）一起逃难入川，并一同生活。不久，周勤淑也怀孕了，由于时局动荡，生活艰难，他们忍痛打掉了孩子。
1945年8月，日寇战败投降，台湾光复，广西大学农学院的一位教授先行来到台湾，担任台湾省林业试验所所长，来电邀请谢汉光前往台湾该所工作，谢汉光欣然答应。1946年夏，谢汉光偕同周勤淑启程赴台。途经香港时，周勤淑与中共华南分局领导人方方、苏惠取得联系，并接受了到台湾后的工作任务。临行，方方的夫人苏惠对他俩说：“香港有一位我们的同志很快也要去台湾，汉光要为他安置一个职位，便于开展工作。”
三
谢汉光赴台后，在台中任台湾省林业试验所技士兼莲花池分所主任。一个月后，香港华南分局便派张伯哲来台中与谢汉光联系，谢安排张担任分所科员。谢汉光说：“表面上他（指张伯哲）是我的部下，在组织上他实际上是我的领导。张伯哲同志对工作十分认真，他经常拿党的文件给我阅读，在工作中我还认识了分局派去台湾工作的王致远同志。”
1947年夏，由于工作需要，周勤淑奉调回香港。她到港后，曾写信给谢汉光说：“你的问题要求助身边的人！”这是指谢汉光参加共产党的“暗语”。当年9月，另一位毕业于广西大学农学院畜牧兽医系的梁铮卿（梅县人），也由中共香港华南分局派遣，从广州坐船经汕头来到台湾，也由谢汉光安排，在台中市郊的一个畜牧场工作，并潜伏下来。
1949年八九月间，基隆中学“《光明报》案”暴发。侥幸脱逃的陈仲豪按照林英杰的指示，秘密南下潜往台中，在张伯哲、谢汉光、梁铮卿等人的掩护下，于10月6日乘坐民航机顺利脱险，回到汕头。
台湾岛内一片风声鹤唳，不少中共地下党人被捕，正是在这个时候，谢汉光却逆舟而行，在最危险的时刻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谢汉光回忆说：“1949年冬一个晚上，张伯哲通知我到台中一位姓林的家中，与台中中学一位国文老师一起宣誓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陆解放后，台湾当局更是戒备森严，经常清查户口，搜捕枪杀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株连很广，白色恐怖非常严重。在那血腥统治的危急时刻，在党的领导下，我置生死于度外，日夜为党工作，如抄文件、送传单。”
“《光明报》案”持续发酵，中共台湾省工委遭到彻底破坏。1950年3月29日，台中市警察局在台中市破获了所谓“匪华东局潜台组织梁铮卿等叛乱案”，梁铮卿等人相继被捕。其后，台中工委书记张伯哲等也先后被捕。幸运的是，谢汉光得到张伯哲的紧急通知，及时脱逃。谢汉光回忆说：“1950年9月的一天，一场不幸的灾难突然发生了。一位生人带来了张伯哲同志的紧急通知和30元台币，要我马上离开分所去避难。我当即出走。数天后，场里工人告知那天有6位反动刑警荷枪实弹来分所搜捕我。当我获知台中畜牧场的大学同学梁铮卿（地下工作人员）已被逮捕时，我预感到事态非常严重，找张伯哲线索被割断，再也无法与张伯哲同志联系。从此我也走上逃难的荆途。”
国民党特务机关遍寻不着谢汉光，只好把他列为“未获要犯”，通缉追捕。在国民党情治部门的机密档案“匪华东局潜台组织梁铮卿等叛乱案”中，有一项说明写着：“谢匪汉光，迄未获案，请有关单位注意（追捕）。”
四
谢汉光逃脱后，忍饥挨饿，四处躲藏，辗转多日后，路遇一个叫杨溪伯的基督徒，好心把他带回家里。这时候，恰好碰到全岛普查户口，不得已杨溪伯又把谢汉光带到 20 公里外台东的深山老林中一个更加偏僻的少数民族村落。谢汉光见到部落头领，从怀中掏出一个金戒指奉送给他，说明原委，恳求务必帮助。真是天无绝人之路！那位头领对国民党当局一向不满，前两天村落里又刚好死了个名叫“叶依奎”的人，户籍都还没来得及注销。于是这位头领灵机一动，就让谢汉光以“叶依奎”的身份冒名顶替，并安排他到当地林场当了一名林业工人。谢汉光原本是大学森林系毕业的林业专家，又在大陆和台湾的林业试验场所工作过多年，有丰富的林业知识和实践工作经验，人又年轻，又肯卖力气干活，这使他很快就得到了工友们的信赖和工头的赏识。
就这样，谢汉光以一个汉族人改名换姓，冒充台湾少数民族，以死人“叶依奎”的身份在台东的深山林场里隐藏了下来，在那里整整熬过了极其艰难险恶的 38 个年头，直到 1987 年台湾当局宣布解除“戒严”，他才得以走出深山，重见天日。而这时的谢汉光，也已经从当年血气方刚的年轻小伙，变成了白发苍苍、满脸皱纹的老汉了。
谢汉光身在深山，却每时每刻都在想念大陆，挂记着战友们和在家乡的亲人。光阴荏苒，时序进入20世纪的80年代。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大陆探亲”，次年八九月间，归心似箭的谢汉光手持“叶依奎”的身份证明，从台东深山密林中走了出来，很快办妥了返乡所有手续，登上了飞往香港转赴汕头的班机，终于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广东丰顺老家，与离别了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发妻曾秀萍和子孙们团聚。
谢汉光回大陆，“既没写过一封家信，也没打过一通电话，完全没有消息，就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谢汉光的亲人说。几十年来，谢定文和他母亲曾秀萍，也从来不敢把谢汉光的事讲给自己的儿子和女儿听，“只知道他人在台湾，生死不明”。谢汉光突然从台湾回来，出现在他们面前，“就像是做梦一样，先是目瞪口呆，随后是全家人抱头痛哭！”
五
话说曾秀萍当年带着孩子从广西回到丰顺家乡，此后由于战乱，与谢汉光失去联系，她到处打听，才得知谢汉光去了台湾。解放初，因生活所迫，曾秀萍忍痛把幼子谢定文托付给他的舅舅抚养，自己则与一个在县公安局工作的姓石的人结婚，并先后育有两个女儿。曾秀萍读过中学，有文化，先是被安排到小学里教书，后来又参加土改，在镇政府工作，家庭生活虽不富足，倒还算安稳。可是好景不长，后来因为她有“海外关系”，政治上属于“不可靠”对象，被开缺回家，并被迫和姓石的老公离婚。好在儿子谢定文已逐渐长大成人，且又回到了她的身边。谢定文这孩子很有出息，年纪轻轻，就挑起了家庭的重担。
此后，谢定文娶妻生子，谢家逐渐繁衍，等到 1988 年谢汉光从台湾回来的时候，谢家已经是三代同堂、10多口人、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了！
六
谢汉光回乡定居后，丰顺县地方政府认为他“历史不清、身份不明”，只把他当成“贫困台胞”照顾，每月发给他120元的生活补助费，党籍无法恢复，革命经历也得不到承认。谢汉光虽一再向当地民政部门申诉，要求给他落实政策，但一直到90年代初，情况才有了转机。
张伯哲在台湾被国民党杀害后，因为牺牲时间、地点不明，以及台湾和大陆长期隔绝等原因，烈士身份一直没能得到确认。当时在汕头大学工作的陈仲豪，作为张伯哲的老同学、老战友，心头十分不安。1993年，他和十几位当年与张伯哲一起战斗过的潮汕老干部集体签名，提供证明材料，上书有关部门，请求尽快落实张伯哲的问题。其后，陈仲豪又找到当年在台湾搞地下工作时的老领导、时任天津市台办主任的徐懋德，再由徐懋德出面把证明材料转交给中共中央组织部。
1994年夏，中组部派来一位认真负责、富有革命感情的司级干部，专程到广东调查张伯哲的问题，这位同志找了广东省委、汕头市委、普宁县委，找到已经离休在家的陈仲豪，调查了解张伯哲参加革命工作的全过程。陈仲豪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详细、如实地反映了张伯哲革命的一生。与此同时，还反映了谢汉光的问题。这位中组部同志得知谢汉光的情况后，十分重视，马上改变行程，赶到丰顺县，向该县老干局调查谢汉光的相关情况，然后再亲自找到谢汉光本人面谈。
1994年秋，中组部经过认真审议和确认，1995年初下达公文通知广东省委，最终恢复了谢汉光的党籍，并补办其离休手续和离休干部待遇。一年半之后，1996年8月14日，最终叶落归根的谢汉光在家乡走完了他传奇的一生，享年7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