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期，由中山大学教授吴承学与香港中文大学高级讲师程中山联合主编的《全粤诗话》，在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发行。这部十二册、四百多万字的皇皇巨编系统收录1949年以前历代粤人所撰诗话57种，首次全面汇集岭南诗学文献，在很大程度上夯实了岭南诗歌理论批评研究的基础，成为岭南文学与中国地域诗学文献整理与研究领域的标志性成果。本期“读书”版刊发吴承学教授的有关受访内容，向广大读者荐读此书。
填补地域诗学百年空白
问：请问您最初发起编纂《全粤诗话》的契机是什么？
答：发起编纂《全粤诗话》，主要源于两大契机。一是约二十年前，广东古代文论学会商议撰写《岭南古代文学批评》，我深感文献是研究的根基，于是萌生整理岭南诗话、词话、文话等文学批评文献。经过文献调查，发现岭南诗话散佚严重、珍籍濒危，亟需系统整理；二是受中山大学陈永正教授《全粤诗》编纂的启发和鼓励，决意要打造岭南诗学文献“双璧”——以《全粤诗话》与《全粤诗》相呼应，完整呈现岭南诗学创作与批评共生的全貌。
《全粤诗话》总十二册，是一部规模宏大的文献集成。作为一整套书的出版，可以说填补了这一领域的学术空白。但从学术传承的角度看，这套书并不是凭空而来的。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中山大学出版社、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暨南大学出版社等制订了陆续出版《岭南丛书》的计划，其中也包括广东或岭南文学与文学批评的著作，并且有系统全面地整理出版岭南诗话及相关文献的打算。1990年代中期，中山大学黄国声教授已倡议编纂《岭南诗话汇编》，拟出版三十种广东人所撰的诗话，并于1995、1996年先后出版岭南诗话两册（收录黄培芳、劳孝舆、何曰愈三家诗话）。但其后因诸多原因，《岭南丛书》整理与出版计划中断，《岭南诗话汇编》工作也戛然而止，留下了非常可惜的学术遗憾。我们的工作正是秉持了前辈学人系统梳理岭南诗学遗产的初衷，推进未竟的文献整合工作，让这份岭南文化宝藏完整流传。此外，香港中文大学程中山先生深耕广东诗话，为项目的开展打下较好的基础。承蒙他应邀，和我共同主编《全粤诗话》。这也是粤港高校一次深度和成功的学术合作。
收录与甄别均有明确原则
问：岭南诗话遗存稀少且散佚严重，编纂中面临哪些文献搜集难题？海外孤本、稿钞本寻访方面又如何解决？
答：文献搜集的难点主要集中在四方面。一是核心文献遗存稀缺，散佚严重，岭南诗话多为稿钞本、孤本，明清至民国近半著述失传，剩余多散见于地方志、报刊或私家收藏，无系统留存；二是海外孤本与珍稀版本寻访难，部分清民诗话流散海外图书馆，沟通复制流程繁琐，且复制成本高昂，整体耗费巨大；三是伪作混杂，如《厚甫诗话》托名伪书，书商篡改署名冒充江南人所作，部分散佚作品溯源难度大；四是报刊连载文献辑佚难，如陈融《黄梅花屋诗话》连载于《广东日报》等报刊，需逐期排查报纸才能拼接完整。
针对这些难题，我们摸索了成套解决方案。一是多渠道全覆盖搜罗，以中国国家图书馆、粤港澳琼地方图书馆为核心，辐射海内外高校图书馆、私家收藏，通过图书目录、志书、学术论文全面采集，确保版本齐备、避免遗漏；二是校际合作攻克专业壁垒，与香港中文大学等深度合作，重点突破版本辨伪、海外孤本寻访，如通过比对《橡坪诗话》原卷与《厚甫诗话》，厘清文献归属；三是针对性辑佚与整理，对报刊连载作品，借助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民国报纸逐期辑录，对多版本诗话优先选择足本、定本，跨馆比对修正讹误；四是把有限的经费用于珍稀版本复制与文献采集。这项文献整理的大工程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整个团队成员精诚合作，不计个人得失的投入。
问：本书收录近六十种诗话，涉及收录与甄别原则、辨伪、辑佚报刊连载作品等情况，编纂团队的收录标准与甄别原则是什么？
答：我们始终坚守学术严谨、史料价值优先的核心，收录与甄别均有明确原则。收录标准上，严守“粤地作者”与“古代至民国时段”的边界；形态上则实行全覆盖，无论完整刻本、孤本稿钞本，还是报刊连载片段、未成书辑佚之作，只要符合条件即纳入搜集范围。部分民国诗话仅报刊连载、未出单行本，但能补充近代岭南诗学脉络，便从原报纸期刊中逐期辑录拼接；部分小众诗话虽名气不大，但能反映特定阶段诗学特征或填补空白，也全部纳入，避免因体量小、名气弱而错失珍籍。
我们在甄别原则上，坚守去伪存真，求全求准。辨伪关键在溯源作者与内容，如《厚甫诗话》与番禺人方恒泰《橡坪诗话》一字不差，考证发现“厚甫”是江苏人陈锺麟的号，书商因粤人推重南来学者，托名售卖牟利，我们最终收录《橡坪诗话》原书，并在序言中详细澄清。辑佚则追溯完整来源，如梁启超《饮冰室诗话》版本较多，且相当流行，本书采用《新民丛报》连载本为底本，力图展现其原貌，提供最原初、最可靠的版本；对散佚于地方志、文集的诗话片段，逐一溯源，确保内容无残缺、无讹误。版本甄别优先足本定本，标注差异留痕，遇多版本诗话时，优先选足本、定本为底本，如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随编随刻，撰成和刊刻时间较长，海内外藏书机构收藏的存在有不同时间的印本，我们做了校勘比对，选择印刷时间较晚的版本为底本（如《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底本偶有漫漶不清之处，则参考国内藏本以及日本、美国等馆藏电子版对残缺文字做了补充。原书有三十二位诗人有目无正文，则仍其旧。类似例子还有梁邦俊《小厓说诗》，国内图书馆仅藏有四卷本，本书采用美国加州大学所藏八卷足本；李长荣《茅洲诗话》在国内图书馆已经找不到了，本书采用日本大阪大学所藏作者晚年重印的《茅洲诗话待删草》本，重印本今为海内孤本。
简言之，我们主要的工作就是把有价值的粤人诗话都找回来、聚起来，把伪作剔出去、把残缺补起来、把版本说清楚，最终为学界提供一套比较可靠、完整的岭南诗学批评文献。
地域文化的鲜活载体
问：岭南诗话不仅论诗，还记载大量里巷遗闻、风土习俗、抗夷事迹、中外交流等内容，这部分内容对地域文化研究有何特殊意义？
答：这部分内容的特殊意义，在于岭南诗话不仅仅是一种局限于纯诗学的批评范围，它也是研究岭南地域文化的“活史料库”，可以补充史书的记载。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补充地域社会史的鲜活细节。正史、志书多记载朝堂大事、典章制度，而诗话中的风土习俗记载更接地气。如清代诗话细述岭南节庆礼仪、饮食民俗、方言俚语，屈大均《广东新语·诗语》既论诗，又记“诗社”，记“粤歌”，记“采诗”，还涉及粤地农耕习惯、疍家生活，这些细节比志书更生动、更具生活质感，能还原明清以来岭南诗人乃至百姓的真实生活图景。
二是见证岭南的精神特质与历史担当。抗夷事迹记载是核心亮点，从明清海疆防卫到近代反侵略，不少诗话通过评诗、记诗人轶事，留存了岭南士人尚节义的气节。如梁九图《十二石山斋诗话》记载陈连陞都督殉节后，所乘之马为贼所得，饲之不食而死之事，褒扬欧阳双南《义马行》诗，抒发“马可谓知义”之感慨。部分诗话记录粤籍诗人投身抗夷斗争、以诗明志的事迹，如民国屈向邦《粤东诗话》重提三元里乡民勇拒英兵及张维屏纪事诗，不但补充了正史未详述的民间抗敌脉络，而且印证了岭南文化刚健务实、家国情怀的精神内核。
三是勾勒中外文化交流的早期轨迹。岭南作为近代中外交流前沿，诗话中的相关记载极具价值。如清代中叶诗话中广州十三行时期中外文人唱和、西方文化元素融入粤诗的情况，民国诗话对中西诗学碰撞的讨论，如潘飞声《在山泉诗话》畅谈其旅德见闻及韩日之诗，既佐证了岭南开放兼容的文化特质，也为研究近代中外文化互鉴提供了独特诗学视角。
更重要的是，这些内容能破除粤文化重商轻文、缺乏底蕴的固有偏见，让大众看到岭南文化不仅有经济活力，更有深厚历史积淀、鲜明精神气节与开放文化胸襟。
跨越明清民国的诗学演进
问：从晚明邓云霄《冷邸小言》到民国陈融《黄梅花屋诗话》，岭南诗话在文体形态上有哪些创新？
答：中国古代的诗话是从宋代正式开始的。所谓“话”，顾名思义就是具有随笔性、故事性、通俗性和传播性。从现存的诗话看，晚明到民国，岭南诗话的文体创新，核心是从单纯诗学评论，逐步演进为多元载体与跨界内容的综合形态，每个阶段均紧扣时代特质，形成清晰的演进脉络。
广东现存的早期诗话，以邓云霄《冷邸小言》为代表。它以短篇随笔随手记录论诗心得、诗坛轶事，文字短小精悍，不堆砌理论，更像文人笔记。这种不拘体例、有感而发的形态，更具生活气息，为后世岭南诗话的灵活自由特质奠定基础。
广东诗话在清代发生一些明显的文体变化，比如，屈大均《广东新语·诗语》（又名《舂山诗话》）将诗学评论与地域文化结合起来，既论诗艺，又记风土、民生、义士事迹，使诗话成为兼具诗学与社会史价值的综合文献。黄培芳《香石诗话》等著作，将岭南诗学创作技法系统化，从“作诗以真为主”的核心主张到具体章法、声调指导，形成可遵循的理论范式。黄培芳的诗话从评诗延伸至教诗，使诗话的文体功能更具实用性。张维屏《国朝诗人征略》首次将诗人小传、作品选评及诗坛史料融为一体，124卷篇幅全景式梳理有清一代诗人群体，构建完整的地域诗学文献体系，“征略”体例是对传统诗话的重大突破。
晚清以降，岭南诗话出现载体通俗化新现象，传播载体从传统刻本转向报刊连载，其中最具影响力的当属梁启超《饮冰室诗话》。该诗话连载于《新民丛报》（半月刊）的第4—95期，偶有间断，计204条。段落更短、语言更通俗，适配大众阅读习惯，让诗话从文人秘藏走向公共传播；内容上紧扣时代，倡导“诗界革命”，提出“镕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之主张，推重一批在诗歌中表现新事物、新观念的诗人，藉此改良传统诗歌。
诗学研究与文化传承新路径
问：《全粤诗话》的出版对中国诗学、地域文化研究将产生哪些推动作用？
答：《全粤诗话》是对现存岭南诗话文献的全部收集和整理，其出版对中国诗学与地域文化研究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
对中国诗学研究而言，此前诗话辑录多以时代为经，难以呈现地域诗学特质，《全粤诗话》以区域与时代的双重视角，系统梳理古代至民国岭南诗学批评文献，构建地域诗学完整研究样本，为其他区域诗学文献整理提供可借鉴框架，助力形成由点到面的全国区域诗学研究体系。《全粤诗话》通过辨伪、辑佚、复制海外孤本等工作，抢救多种散佚或濒危诗学文献，其中大多数是首次系统整理出版的。譬如李长荣《柳堂诗话》此前仅存钞本，藏北京大学图书馆，此次为首次点校印行，陈融《颙园诗话》据《青鹤》杂志连载整理，成为首部点校本等等。《全粤诗话》的出版改变岭南诗学批评文献稀缺的困境，为地域的诗学批评史、文体学、近代文学转型等研究提供新史料的支撑。这套书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也有推动传统诗学现代化转型研究的作用。书中集中呈现的梁启超“诗界革命”相关诗话，清晰展现传统诗学吸收新思想、回应时代变局的路径，为研究中国诗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提供典型案例，填补地域诗学与时代革新互动的研究缺口。
本书对地域文化研究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比如，本书收录的风土习俗、抗夷事迹、中外交流等内容，可与正史、志书相互印证，为岭南社会史、民俗史、对外交流史研究提供诗学视角的鲜活佐证，拓展地域文化研究边界。又如，本书在深化文化内涵、破除固有偏见方面也有贡献——通过系统呈现岭南诗学雄直之气与雅正之风的交融与从张九龄到梁启超的文脉传承，让岭南文化刚健务实、开放兼容的特质得到学界与公众广泛认知，为地域文化自信提供学术支撑；再如，本书在文献搜集、甄别、整理等方面形成了标准化流程，建构了一定的实践范式，为全国区域文化文献整理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尤其《全粤诗话》与《全粤诗》形成“双璧”的思路，启示后续地域文化研究应注重创作与批评共生的完整文献体系构建。
总而言之，这套书的价值不仅在于整理一批文献，更在于力图为中国诗学研究开辟区域深耕的新路径，为地域文化研究提供以史料整合与精神挖掘相融合的新方法，希望有助于推动中国文学研究与地域文化研究走向更系统、更具深度的新阶段。
（来源：南都文化，选登时内容有删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