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锡章
年味儿，是从腊月的风里透出来的。
还没摸进腊月的门，我们这些孩子的手指头就闲不住了——冻得通红，也要掰着算日子，眼巴巴地盼着那场热闹早点到来。
那是20世纪60年代初的乡下。日子过得紧巴，家家凭工分换粮，“瓜菜半年粮”是常景。平日里，肚子里的馋虫总睡着，可腊月的风一吹，它们便全醒了。那风里，有灶膛烟火气，丝丝缕缕，钻过土墙缝，漫过木窗棂，浸润了晒谷场每一寸干冷的泥土，最后溜进孩子们夜夜的梦里。于是，挑柴、割鲁、喂猪……这些平日里甩不脱的活计，忽然都变得轻快了。因为尽头处，悬着一个“年”。年里，能尝到荤腥，能穿上不打补丁的衣裳，若能讨得长辈一个欢心，手心被按进几枚温热的硬币，那便是天大的珍宝了。这些念想，像一颗颗糖，在寡淡的日子里放着光，沉甸甸地压着童年的心。
大人们是真忙。腊月二十五“入年界”，母亲便裹上靛蓝头帕，挥着长帚，屋里屋外，角角落落，都要扫得清清爽爽。墙角的蛛网也得轻轻拂去，仿佛扫走的不是灰尘，是一整年的疲累与晦气。
真正的甜香，要到二十七八才腾起。家家灶火旺得映红了脸。木薯粉掺上大米粉，撒几点糖精，在大铁锅上蒸出一笼甜粄。那蒸汽携着甜，冲出厨房，飘散在整个围龙屋的上空。父亲呢，则从藏了半年的陶瓮里，珍重地捧出黄豆。泡发、推磨、滤浆、点卤……他动作轻缓，像在侍弄一株娇嫩的苗。直到雪白颤巍巍的豆腐成形，等着在除夕的团圆饭上，被酿成满盘的团圆滋味。
除夕的晨光，是被我们敲醒的。天刚蒙蒙亮，我们就抬出祖传的锣鼓铙钹，聚在围龙屋大门前的禾坪上，铆足了劲敲打起来。“哐当！哐当！”声响撞碎清寂，惊飞檐下麻雀。这座300多岁的祖居，在喧天的喜气里，仿佛也年轻了起来。
年的第一个高潮，是贴春联。大红宣纸往斑驳的门楣上一贴，老屋庄严的眉宇间，顿时添了俏生生的风流。贴对联时，全屋人都成了“先生”。扶纸的、刷浆糊的、站远了当“眼尺”的……鞭炮声中，夹杂着七嘴八舌的指点：“偏左了！往右些！”“哎，再高一点点！”贴上的哪里是字？分明是一屋老小，对来年美好光景的期盼。
日头偏西，母亲用桃叶、柚叶、茅草熬好一大锅水。水汽氤氲，带着草木的清气，弥漫了半个屋子。“洗掉晦气，新的一年，平平安安。”母亲的话，和着水温，熨帖着皮肤。换上簇新的衣裳，心里的欢喜满得要溢出来。
黄昏吉时，各家端着简单的三牲果品，踏着夕阳最后的金晖，汇聚到祖堂。烛火跳动，香烟缭绕。长辈在前，晚辈随后，焚香，叩拜。喃喃祝祷声里，有对祖先的追念，更有对眼前人——老少平安、仓廪充实、六畜茁壮——最朴素的祈求。
暮色完全合拢时，年夜饭的香味，便霸道地占据了整个屋子。酿豆腐、酿木薯粄、猪肉焖大蒜……碗碟不多，却样样是馋了一整年的味道。一口下去，滚烫的，是实实在在的、年的筋骨。
大年初一，年，才真正“登了场”。
天是被鞭炮声撕开的。那时虽穷，家家总要备几串鞭炮。为了让这喜庆响得久些，邻里早有默契，你方响罢我登场。噼里啪啦的声音，在清冷的空气里炸开，浓浓的火药香，就是年的味道。我们这群孩子，追着响声跑，在满地红纸屑里，宝贝似的捡拾未炸的“散炮”，仔细藏进兜里，够乐呵一整天。
这一天，人闲，畜也闲。早饭后，孩子们像约好了似的，全拥到禾坪上。比衣裳的新、靓，比压岁钱的厚薄，比谁兜里的糖更甜。笑声又脆又亮，震得枝头的晨霜簌簌地落。
那时乡下没有电视。从年初一开始，村里小学的操场就是最热闹的戏台。生产大队的业余文艺宣传队，锣鼓一敲，山歌一唱，便是我们眼里顶好的大戏。攥着捂热的压岁钱，跑到街上买一根甘蔗，或两个柑橘，边啃边看。甜水从齿间淌到心底，那份简单的快活，能让人飞起来。
在兴宁，有句话叫“上灯大过年”。我们的上灯日定在正月十二。去年添了丁的人家，张罗着请花灯、买鞭炮。吉时一到，锣鼓醒狮开路，鞭炮噼啪助威，队伍浩浩荡荡去迎灯。当崭新的花灯在祖屋上厅的正梁徐徐升起，满屋的欢声，仿佛连梁上积年的灰尘，都跟着欢喜地舞动起来。
入夜，才是高潮。族人聚在祖屋的上下厅堂，品尝各家奉上的杂粮酒，吃着并不可口的木薯甜粄、果品。猜拳行令的吆喝，混着酒香、甜香、油炸香，飘出老屋，融进朦胧的月色里。生产队长会趁这热闹，叮嘱几句春耕的活计；长辈们则在禾坪汽灯雪亮的光下，给后生指点几招拳脚。年轻人也攒足了劲，要亮一亮一年的习武成果。最后，压轴的总是鞭炮和“土火箭”。“嗤——嘭！”一道道绚烂的光划破墨蓝的夜空……
待到硝烟散尽，晨霜又一次悄然铺满禾坪，年，才算真的过完了。
大人们把年味里攒下的劲头别在腰间，扛起锄头，踩着田埂上的露水下地。读书的孩子们，也背起书包，踏着尚未褪尽的年气，走向村口的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