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
我的人生，像田埂边一株自由生长的野豌豆。不是最饱满的那颗粮，也不是最打眼的那朵花——家里七个孩子，我排行老四，一个天然不被聚焦的中间位置。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天空像块洗得发白的旧蓝布，而我们家，就在这布上热闹地打着七个补丁。
父母是两台超负荷却永不熄火的旧机器。我曾问母亲：“生到第四个，还有惊喜吗？”她正麻利地补着老三的裤子，头也不抬：“惊喜？你是那个证明咱家还没被吃垮的‘活账本’！”父亲在一旁“嘿嘿”笑：“老四好啊，上有哥姐顶着，下有弟妹衬着，自在。”
我真的自在，新衣服是传承的仪式，从老大到我，早已褪色变形，却带着不同的破损故事。吃饭像一场小型战役，在这个热闹的生存合作社里，老四的生存哲学是：不争C位，只争朝夕——争一口热饭，争一角不被挤占的炕头。能降生在这场充满烟火气的“人丁兴旺”里，我觉得自己像颗被风偶然吹来的种子，落在缝隙里，竟也蹭着大家庭的阳光雨露，懵懂地发芽了。
当识字的渴望像青藤一样悄悄爬上心墙时，我才发现，老四的自在有了新用途。父亲的藏书，哥姐的旧课本是我的宝藏地图，弟妹的哭闹是我的白噪音。在无人过度关注、也无人刻意栽培的角落，我反倒能像我的生肖猴一样，循着自己嗅到的知识气味，埋头乱闯。
求学路像段单口相声。我啃着窝头演算，仿佛在与数字进行一场沉默的辩论；在放牧的间歇背课文，鸭群是我的第一批听众。最终，我揣着那张薄薄的录取通知书，像揣着张逃离既定剧本的车票，回头望了望我那片自在的田野。
人生的河流在此分岔。我先是在中学三尺讲台上，当了十年语文教师。面对台下那些亮晶晶的眼睛，我时常想起当年那个在缝隙里张望的老四。我教他们“粒粒皆辛苦”的朴实，也教他们体悟“飞流直下三千尺”的浪漫。粉笔灰飘飞如时光的雪，覆盖衣袖，也悄悄垫高那些更矮小的眺望。那是一段用粉笔和童言共同写就的田园诗，朴素，却有回甘。
后来，机缘像一阵风，把我吹进了机关的院子。近三十年的行政生涯，是另一番风景。我坐在文件堆里，协调、沟通、落实，把自己修炼成一颗哪里需要就往哪拧的螺丝。没有惊天动地，只有细水长流。我常想，这或许就是老四的宿命与擅长——不擅长做聚光灯下的主角，却最懂得如何让舞台的各个部件顺畅运转。回首望，每一步都踩着时代的节拍，我这颗螺丝的闪光，原是借了盛世灯塔的光。
在生活的另一片田畴，我遇到了我的“合伙人”。他不是踩着七彩祥云的英雄，倒像另一个误入我田埂的自在分子。我们俩，一个老四，一个老五，仿佛天然懂得中间位置的和鸣。我们的结合是边缘力量联盟，一起经营着名为家庭的自留地，种瓜得豆，却也自得其乐。
命运额外馈赠了两株小苗：一儿一女。有趣的是，他们长大后，竟也不约而同地选择成为庞大机器上的螺丝钉，在各自的轨道上踏实运转。看着他们，我有时会恍惚，仿佛看到某种非C位的淡定与尽责，在血脉里悄然流转。时代的接力，原来不只在镁光灯下，更在这些沉默而坚实的接力棒里。
如今，我的河流即将汇入名为退休的宁静湖泊。这并非终点，而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叛逃，从所有既定的角色与位置，叛逃回生命最初的自在。
健康成为头号课题，运动场里，我要做那个速度最慢却动作最潇洒的慢跑者。笔墨纸砚重新铺开，画画不求技法，只求颜色泼洒得痛快。那些买了半辈子却没空翻开的书，终于等来了它们迟到的读者。
而最盛大的跨界，是我在乡下老家重垦祖辈留下的那片土地。这位当年的乡村逃离者，如今兴致勃勃地返乡了。扛起锄头，像个老练的新手，向土地报到。我想知道，按照自己心意播种的黄昏，是不是比任何排好的日程表都更富含诗意。
我这条从田埂边出发的溪流，流过无人催促的童年，淌过自我找寻的半生，曾映照讲台的灯光，也曾润泽文件的墨香。如今，它终于可以随心所欲地漫卷，成为一片自给自足的湖。湖岸有我的书、我的画、我的菜畦。水里晃动的，是那个永远不是C位，却始终拥有自己完整月光的老四，自在而满足的倒影。
我的人生路，没有登上什么高峰，而在爬山时，突然发现鞋带松了——蹲下系好时，正好看见岩缝里，一簇小蓝花开得正憨，那就是我。起身拍拍土，继续走吧，谁知道下一个转角，会遇见什么呢？此刻，风很温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