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阅读癖好，是从何时开始的，早已记不真切了。只记得儿时家里那几本残破的线装书，纸页泛黄，边角卷曲，我却总爱不释手。那时认不得几个大字，却喜欢用手指描摹竖排的文字，仿佛能触到字里行间跃动的魂。
前年春天，组织派我到一个偏远的山村担任第一书记。临行前，除了几件换洗衣物，我带得最多的就是书——满满两大箱。
初到村里，正值玉兰盛放。村口那株老玉兰开得如雪如云，在春风中轻轻摇曳。我常在树下小坐，翻开随身带的《唐诗三百首》。“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孟浩然的诗句，恰与眼前的春光相映成趣。偶尔有村民路过，见我读得入神，便远远绕开，生怕打扰了这份安静。
夏日，村委会院里的老梧桐撑开一地浓荫，成了纳凉的好去处。我常搬一把藤椅，在树下读《宋词选》。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让我胸中激荡；李清照的“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又叫我暗自怅然。村会计老张见我一会击节赞叹，一会摇头叹息，好奇地凑过来问：“魏书记，书里到底有啥好东西，让您这么着迷？”
我合上书，给他讲起苏轼贬谪黄州、夜游赤壁的旧事。老张听得入神，末了喃喃道：“原来古人和咱一样，有喜有愁，有起有落。”从那以后，他常来听我讲书，有时拎来自家酿的米酒，我们就着花生米，在树荫下谈天说地，竟也成了一种习惯。
渐渐，来听故事的村民多了。我意识到，与其讲诗词歌赋，不如找些他们用得上的内容。于是我开始啃《现代农业技术》《科学养殖手册》，再把书里的方法揉碎了、用土话讲给大家听。
第一次讲大棚种植时，村民老王不以为然：“种了一辈子地，还要看书学？”我没争辩，只在村委会后院辟出一小块地，按书上的方法试种西红柿。三个月后，我的西红柿不仅个头比他家的大上一圈，还早了半个月红透。老王蹲在田埂上，闷头抽完一袋烟，走过来瓮声瓮气地问：“那本书……能借我瞅瞅不？”
这事很快在村里传开。越来越多的人对“读书”有了兴趣。我趁势联系县里新华书店，在村委会腾出一间屋，建了个图书室。书店很支持，捐了三百多册书，从农业技术、健康养生到儿童读物，种类虽不算多，却都是实在的内容。
图书室开放那天，村里热闹得像过节。大人孩子都围过来，虽然不少人不识字，但摸着崭新的书页，眼里装满了好奇。我组织村里中学生当志愿者，帮老人读书、讲解。渐渐地，晚饭后去图书室坐坐，成了不少村民的新习惯。
变化，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发生了。老王的大棚蔬菜成了县里的示范点；李婶学会了科学养鸡，收入翻了一番；就连最固执的老赵头，也开始照着书改良果树的嫁接方法。更让我欣慰的是，村里上学的孩子多了，再没有一个中途辍学。
对我自己，阅读始终是心灵的归处。驻村事杂，纠纷、矛盾、大大小小的困难不断。每觉疲惫不堪，我便躲回小屋，翻开一册古籍，在穿越千年的文字里静一静心。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让我在琐碎中守住一份淡泊；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又提醒我为何而来。
夜深人静时，我常将读书的体悟与驻村所见写成文字。《捧读古籍说“酒话”》里，记下与村民共饮米酒时的畅谈；《唐诗宋词话“清明”》，写传统祭俗与古诗间的呼应；《古诗词里赏大雪》，则是山村雪景与古人诗境的交织。
如今，村里的图书室已从一间扩展到三间，藏书五千余册。我们定期办读书会、农技讲座，去年还排了一出《红楼梦》里的片段戏，在县里拿了奖。书，真的让这个村子有些不一样了。
驻村任期将满，我最高兴的不是修了多少路、引进了多少项目，而是为这里埋下了一颗文化的种子——它会自己生根，自己发芽。临别前，村民送我一册手制的纪念本，每一页都写着他们的读书心得。老王的字歪歪斜斜：“书让我明白，种地也得讲科学”；李婶的女儿写道：“我想考上大学，看更多更多的书”；就连八十四岁的赵大爷，也请人代笔留下一句：“听书，比听戏还有味。”
书是沉默的，却能让思想发出最响亮的回声；阅读是孤独的，却能让心灵与心灵悄然相连。在这个小小的山村里，我亲眼看见，阅读如何点亮了一簇又一簇思想的微火。这些光也许微弱，却终将汇聚起来，照亮一条更远、更亮的路。（魏益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