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紫球
在我家的抽屉里，有一本民办教师任用证，简称民师证，我一直珍藏着。
这本民师证，塑胶封面，上面印着“民办教师任用证”7个金字。打开证书，首页贴着本人的相片，相片右下方印着“丰顺县教育局”大红公章，相片下面印着“丰教字0482号”和发证日期，2页上边写着工作单位、姓名、年龄、性别、籍贯，下边写着几点“注意事项”，3、4页是“中小学教师职业道德要求”等。
端详证书上的相片，那时我刚二十出头，穿着白色上衣，黑发浓眉，一副稚气、单纯的样子。
民师证，是那个年代个人身份的一个认定。屈指算来，我从1979年8月起至1988年12月，足足“民”了近10个年头。
这本民师证，有点泛黄了，然而，它却勾起我对往事的清晰回忆——
1979年8月，16岁的我，走出黄金中学的大门，一身书生味，何去何从，一片茫然。命运的安排，懵懵懂懂，回到旮旯山村当了一名民办教师，从此踏上了漫漫教学路。
我所在的学校是一所山村“单人”小学，即只有一个民办教师编制。校舍极其简陋。山里头穷，生产队组织劳力垒起了两间简易土瓦房子，面积稍大的一间作教室，稍小的一间则作教师办公室。墙壁没有粉刷，墙壁粗糙，裂缝大得可以伸进巴掌，人透过裂缝可以望见外边。教室没有窗户，只有一个敞开式大门，供透光通风。台风来了，屋顶瓦面被掀乱，没钱请工人，只好自己颤颤巍巍地爬上去修葺。
教室墙上挂着一块木质黑板，用了不知多少年，板面上的黑漆层涂了不知多少次，板面斑驳凹凸。两行大小不同、长短不一的桌子摆放着，十几个不同年龄不同年级的娃娃就坐在这里读书写字。走廊的梁顶上挂着一个古铜钟，“当当当……”的钟声，传出学生上课、下课的信号，也给宁静的山村带来一丝生气。体育课，项目简单，孩子们跳的绳子是用稻草编织成的；桌子拼合，或把墙上的黑板取下来就是乒乓球台。
我家与学校隔着一座山，每天上坡下坡，来来回回奔走四趟，严寒酷暑，风雨无阻。一次中午，我只顾埋头赶路，走着走着，突然间，一条四五米长黑溜溜的大蛇从路坎上滑落下来，蜷缩在我前面几米远的地方，吓得我半死。
单人学校，师资受限，只能隔年招生。我一人要教几个年级的课程，上课时，先教这个年级的，布置完作业后再教另一个年级，整堂课没有停歇，也不可能停歇。
村总校每个学期会不定期地召集各分校老师开会、学习，我们就步行几公里路程去参加。
有时，晚上也要开会，开完会，我就打着火连夜赶回家，生怕耽误第二天的上课。我记得清清楚楚，有一次，区教学辅导站温老师从汕头弄来优秀教师的讲课录音，从区里提着一个笨重的录音机走山路来到村总校，给我们播放。我们围着录音机，屏息凝神，侧耳倾听，优秀教师那富含感染力、亲和力的声音把我们带进那宽松的教学情境之中，我们仿佛就是一名小学生，坐在台下认真地听课。听完课后，彼此讨论交流，结合自身实际谈感想。这次学习，对我的教学人生影响很大，让我触动很深。此后，我把优秀教师的启发性教学方法融入自己的教学实践之中，孩子们的学习兴趣更浓了。
当时每月的工资报酬是20元，它还不是现金，是大米的折价。每个月底，我就拿着一个布袋到每户学生家里去收取大米作为家用补贴。
为充实自我，1984年9月，我报名参加中师函授。在偏僻山村的我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代价，克服各种难关，历时四年，边教书边进修，至1988年7月拿到丰顺县教师进修学校中师函授毕业证书。同年12月，经考核录用为公职教师。
民办教师清苦不清苦，天地自清楚。不管如何，3000多个日子，我是“民”着挺过来了。我依然是那么乐观，那么情真意切地教孩子们唱起《小燕子》儿歌：“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我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春天最美丽……”
一本民师证，记载了我人生的苦涩年华，是我人生轨迹的有力佐证，千金难买，我将一直把它保存好。